主体、感知、转喻、所指、原型、迷思……在时下的学术与评论现场，很多概念和表述相当陌生、晦涩，时不时令人出戏。这些词汇，在中国境遇下被称作理论，更准确的称法应该是：框架。这些作为框架的词汇，为读者提供了词汇和意义之间的连接。今天，人们大多居住在城市，生活在各式各样的住宅，而不是自建的宅第木屋里，类比之下，人们也大多存在于这些作为框架的词汇之中，而不是相对自然的语言之中。语言陌生了，异化了。新的语言被制造了出来，在社会风潮、代理人、公共人的推动下，少部分语言成了人们最常使用的词语，作为框架的词语，作为标签的词语，作为极致黑话的词语。而它们构成了中国曾经熟悉今天又淡漠了的形式论。
赵毅衡 南方人物周刊 图
“文学文本，首先是形式的存在，”赵毅衡在《为建立一个形式/文化学所做的笔记》一文中写道，“而不是意图、主题、创作经验的存在，不是意义或效用的存在，不是内容的存在。”在这篇文章写作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符号学作为多种思潮中的一种登场了，非大主流，也有不少势量：1988年1月，李幼蒸、赵毅衡、张智庭等在北京开了中国符号学界的第一场会议/论坛，“京津地区符号学讨论会”。当年，赵毅衡尚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负责一年制硕士的比较文学课程，精神分析、现象学、柏拉图连轴转，抽不出时间专注符号学。
日前，新民说·赵毅衡作品系列（《沙漠与沙》《当说者被说的时候 : 比较叙述学导论》）、意义形式论五书（《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广义叙述学》《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艺术符号学：艺术形式的意义分析》《符号美学与艺术产业》）、《赵毅衡论意义形式》《行易知难：赵毅衡文学论集》先后出版。另外，《大江东去：中国文学及其理论》（The River Fans Out: Literature and its Theories in China）也在近几年由Springer先后推出。 访问期间，赵毅衡先生谈吐间展露着饱足的谦卑与礼节。在大语言模型等新技术挑战、“颠覆”着人类的语言的今天，他给出的关于符号学、形式论的表达，不失为一种即时的回应。以下为访谈全文，已经赵毅衡审定。符号学的世界故事如何讲 至于这样的需求多了少了，没有统计资料，我们无从对比，当时民间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印下来的故事并不太多，如果古代有录音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语言究竟是如何起源的。现在媒介的发达，可能现在变异更多了，变化更多了，参与的人更多了，远远超出了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可都是口授的，外婆说的父母说的，它的有效性可能超过了现在的网络传播。形式论在中国 其实，解答了一个问题就是用途，以后有没有用那是以后的事情。经世致用实在是大问题，全国有多少万大学教师，允许一两个做特别的思考，也没有所谓的损失，对吧？有部分人做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你说量子力学有用，因为你看到有用，先开始一点没用，是无用之学。 赵毅衡的源与脉 赵毅衡：一辈子的事 澎湃新闻：您后来回国并创办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出版电子刊《符号学-传媒学动态》、半年刊《符号与传媒》，以及“符号学丛书”“符号学前沿”“当代符号学译丛”“符号学译丛”等丛书。您怎么总结这些年的工作？ 赵毅衡：符号学成了我一辈子的事业。在中国，符号学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需要好好努力。应当来说，瞧不起符号学的人挺多的，瞧不起的人大部分都不懂，不想弄懂，不耐烦，提不出这么多问题。文学界、艺术界、批评界往往是就内容谈内容的，不是形式意义的批评，至今为止还没有，我是觉得很遗憾。话说回来，我的工作也就是尽量把我的工作做好，我不去说服什么人，到了这个年龄，他坚持了一辈子，低于真实高于真实，低于生活高于生活，说惯了，就变成了这个东西的信徒了。 最近招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拿好多奖一大串，我问他看了什么书吗？说不出来。这本书你看过吗？没有。搞什么鬼？你看，哪有那么多容易创新的事情，不读书成了大问题了。 澎湃新闻：您说您一辈子做符号学，很令人感动。 赵毅衡：现在人一辈子做不了多少事，能做好一件事，死可瞑目了，就是这样。说句老实话，我没有这么崇高的观念，我只知道人一辈子做不了什么事，真的做不了什么事，能把一桩事情做好就很不简单，我属于努力把一桩事情做好的人。当然，我不认为，形式能包打天下，我也不希望整个中国学术界做形式论。我已经选了形式论，就觉得形式论意义无穷，何必不做下去，我到现在还没有做完。 澎湃新闻：早期阶段，是什么促使您选择了形式论？ 赵毅衡：人的本性。我生命中有一段时期，努力是没有用的，全靠搞关系，到最后可以考试了。领导跟我闹到什么程度，我就不详细说了，最后我初试考了社科院第一名，他就没办法了，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读书的机会，是个幸福。有次迎新大会，我就说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幸福的。他们大笑起来，他们把考试当作一个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恨的事情。我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出对人类有用的东西。为什么不做？ 我最早做叙述学，再做符号学。目的很明确了，乐在其中，我也知道这个东西不可能每个人都认同，我自己把一个体系的所有的细节都穿透，那就是我的幸福。一辈子把脑子放在这个问题上是很大的福气，我谈的不是对人类有多大的东西，我谈的是我对这个体系能不能做到最大的极端。就是这样。 澎湃新闻：1978年，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追随卞之琳教授研究莎士比亚，并开始研究形式论，某种意义上您是中国完整研究形式论的唯一学者。卞之琳于1964年聘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他研究莎士比亚、布莱希特以及艾略特。可以理解为，卞之琳教授信奉形式论吗？ 赵毅衡：卞老师觉得他1930年代欠了瑞恰慈的债，瑞恰慈到中国来6次，是花了心思的，对卞老师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中断了。1962年的时候，中国出了一本叫做《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集合了当初的最主要信息，第一篇就是卞之琳译的《传统与个人才能》（该译本最早发表于1934年《学文月刊》第1卷第1期），这本书非常宝贵。到了1979年，这个事情已经过了快20年了，所以变成不仅怀念1930年代，而且怀念1962年。1962年是一个暂时放松的年代。他希望我在新的时代能够把这个工作搞下去，所以我一开始就选择了新批评，新批评是一个形式论，但不是典型的形式论。 到了伯克利，我才集中力量做的叙述。当时伯克利的修辞学教授西摩·查特曼将我引入了门，我在他的影响下写了《当说者被说的时候》。这本书到现在也并不懊悔，它解释了很多学生搞不懂的东西。这也有机缘。 我们那一代学者，学问是散的，大多是内容规定的，比如美国黑人文学、美国南北战争、美国超验主义，一辈子做一个内容性的东西，我一定要做出一个有规律的东西，那就是形式的。 （黄欢对本文亦有帮助，特此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