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初，由《合流》诗刊组织的“青年华语诗人交流计划第三弹：单丝不成线”在线上举行。本文是第三场对谈“宇宙或屋宇？——太遥远的和太近的”的节选，来自各地的青年诗人交流了各自的写作资源和脉络。文字稿由李盲、拓野整理，经对谈者审定。萧宇翔的诗集《人该如何烧录黑暗》书封《必要的角度（增订版）》 ，黄灿然著，上海文艺出版社·明室Lucida2024年8月版
这里面其实有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这些结构它其实是被古人咂摸揣摩，把玩了几千年，然后我们再去用它的时候，合法性和有效性究竟在什么地方？我有个朋友叫李舒扬，她以前跟我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义理可能是不同于结构的，比如说有个诗人叫朱朱，他有一首诗叫《清河县》，它里面其实既用到义理也用到了结构，那种结构其实指的就是最基本的结构、空间结构或时间结构。比如说你站在舞台的中央，舞台下面的人从不同的方向指向你，这就是一个从四周到中心的这么一个包围的结构。然后朱朱可能就把这么一种空间的结构，或者说视线的结构运用在他的诗里面。时间的结构其实写诗更方便叙事诗，因为你一个诗想写长，你难免要借助一些叙事的因素，那么时间性就一定会被带进来，但是义理的话和时空结构又有点不太一样，它其实是人后天捏造出来的，比如说八苦，比如说色、受、想、行、识这些五蕴，它们是被人们捏造出来的事，但是它又包含了某种真理性。但对于真理性，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把它说清楚的，我们就是无法言之，只好暂时拿了这些义理的结构去言说它，比如说大学里面的八条目，诚心正意，什么格物致知之类的。这个东西它是有它历史学上面的发生，它就不像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那么纯粹，好像可以运用在所有的诗歌里面。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佛学入诗可能就有个问题。其实你得跟他去做一个很艰难的搏斗，我们才能把它用得很好。一定程度上，他们被那么多宗教，那么多哲学家，那么多文学家，几千年的阐发已经形成了很多陈词滥调。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能感觉到，这里面有一种不同于时间结构空间结构的一些魅力，有一种还有我们之前说的那种所谓的诗人，那种天真的言之凿凿。好像我们虽然不是圣人，但是我们就是凭着一腔热血，或者说一种赌性，我们说出了这几个词，然后在我们这一首诗里面把义理的结构置入，他们就好像我们打到了河流里面的一个一个坚硬的木桩。之后，我们其他的思想，其他的思维，其他的诗句则是好像一个弹球一样在这个木桩里面弹来弹去。木桩是固定的，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思维和这些固定的东西，它们发生化学作用之后，最终产出来的东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们是用了那种非常僵硬非常死板的这么一些名目，去写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其实结果还是挺未知与奇异的。《小于一》，[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著，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1月版《诗的见证: 哈佛大学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讲座，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波兰] 切斯瓦夫·米沃什著，黄灿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2016年10月版《泥淖之子: 现代诗歌从浪漫主义到先锋派（扩充版）》，[墨西哥] 奥克塔维奥·帕斯著，陈东飚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版
沈嘉昊：这些光辉的、过去的诗人形象，可能他们是我们反对的一部分，但是实际上他们也锚定了我们过去写作的一个基石。可能“反对”本身不代表完全的、绝对的反对，而是说我们反对的是一种风尚，而不是整个过去。我们同样也是认可过去，比如说臧棣等人的一些对过去上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后的思考，同时这些思考也为现在的汉语写作打下了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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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宇翔：我们所受的诗歌熏陶其实是很相像的，身在台湾地区写作，我们也读大陆的诗，比如朱朱、欧阳江河、王小妮、张枣、顾城等等……然后我们也读翻译诗，帕斯、米沃什、布罗茨基……我们的阅读有相当部分的重叠。但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的阅读如此重叠，竟然每个人写作方法都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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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觉“风格的焦虑”已经完全不成为焦虑了，就是每个人所学的哪怕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所钟爱的往往是独特的。这些构成了一个一个坐标，连点成线，画线成面。像我就偏爱布罗茨基的诗、坂本龙一的音乐……这些组织在一起，变成一个独立的自己、独立的状态。我觉得已经摆脱了那种焦虑，包括对养分的焦虑、来自历史意识的焦虑。
沈嘉昊：对我们来说，风格焦虑其实是无时不刻的。但真正在困扰着我们的，其实可能是这种“风格的焦虑”以怎样的方式呈现出来？艾略特认为，说摆脱“风格的焦虑”需要拒绝一个规范式，一个我们所围绕着的东西；我们需要开阔，需要面向更广大的语言以及面向更广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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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资源重叠，但是写作出来的东西是如此的不同？我一向认为人和人之间它是隔绝的。虽然呈现出来不同，但如何发展下去，可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如何把我们经过自身能够产出的东西源源不断地呈现出来。然后，我们可以面对无限多的事物，包括宇宙和物欲之间的所有的事物。我们怎么去面对它？可能是一个终身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