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世界历史研究指南》，[美]杰里·H. 本特利主编，陈恒、李文硕、屈伯文、黎云意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8月出版，840页，188.00元
墨西拿海峡（中文版序言，第2页）。全球史力图突破欧洲中心论的假设和一种将民族国家作为历史分析单位的做法。然而，过分强调全球史不免导致“以单一叙事来取代多元叙事的危险”，而以单线叙事模式取代多线叙事模式，“只能让这种全球叙事成为带有某种种族中心主义倾向的主导叙事”（张旭鹏：《超越全球史与世界史编纂的其他可能》，《历史研究》2013年第一期，17页）。换而言之，全球史叙事模式行走在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之间，而已故全球史专家杰里·H. 本特利在其主编的《牛津世界历史研究指南》中试图为全球史叙事模式通过“墨西拿海峡”提出建议。《牛津世界历史研究指南》英文版封面（英文版序言，第2页）。世界历史在该书中的含义等同于我国学界所说的“全球史”，是一种二十世纪下半叶兴起于欧美，后传播于世界的一种提倡从全球整体出发审视人类历史活动的史学理论与实践。它是当代西方史学的重要分支，是新的世界史编纂方法和研究视角。全球史突破以往以西方为中心、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以单元为主线的世界历史叙事模式，转而把注意力放在了各个社会之间的比较、联系、网络和系统上，而不是单一社团或互不相连的社会的历史。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史家并不否认地方、国家和地区性历史的重要性，而是致力于要找到那些在宏大背景下的重要历史事件。（第5页）。而这些意识形态特征不可避免地成为新世界历史书写模式力图突破的瓶颈，这也就成为本特利编写《牛津世界历史研究指南》的初衷。兰克的世界史文集阿克顿勋爵主编的《剑桥近代史》（408页）。这样一来，全球史学家质疑现代性是欧洲特殊性的标志，“他们认为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亚洲，也为现代性的某些关键特征的显现作出了重大贡献”（105页）。因此，全球史学家在考察现代性的内涵时，认为“应该主动思考现代性（单数）和现代性（复数）在塑造知识结构和国家权力中所起到的作用”（114页）。在这种理念指引下，全球史学家刻意忽略西方社会的特殊性，强调世界是一张“共同成长”的“人类网络”。（15页）。这表明全球史学家把西方社会从作为世界历史的书写者变为世界历史书写的对象，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一样，都是世界历史的成员。然而，历史作为一幕缓缓上演的戏剧，既有开始、发展、高潮和落幕等情节，也有在不同阶段出现的主角与配角之别。全球史也不例外，“毫无疑问，我们不应忽略欧洲历史或革除民族史，也不应期望历史学家会发现达到绝对客观境地的特殊方法”（13-14页）。因此，在论述世界农业史中，该书强调两河流域、中国黄河和长江流域，以及美洲的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在论述1750年以前的欧亚大陆贸易历史时，中国等国家被置于中心的地位，同时突出欧亚大陆贸易的重要性，“将英国工业革命描述为从农业占主导的经济向工业主导经济的突破性、快速性转型，这样的说法过于简单。在此之前，大量制成品已经参与到世界各地的贸易中去了”（407页）。（15-17页）。然而，即便强调跨民族、跨文化、跨区域的视角，全球史学家事实上并没有否认以民族国家为史学书写单位的价值。从本质上讲，推动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民族国家，而书写全球史的历史学家则拥有国籍。因此，全球史学家“在不否认民族国家意义的前提下，世界历史学家通过关注对沟通和交流的网络的分析以及探索不同国家、社会和文化传统下的不同民族间的相互影响的过程使其失去中心地位”（17页）。例如，在该书第十章《国家、国家转型和战争》中，作者强调以民族国家名义进行征战构成了人类近代以来的主题，表明全球史学家并没有忽视民族国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一个世纪以前，阿克顿勋爵在一封写给《剑桥近代史》撰稿人的信中写道：“我们对滑铁卢战役的书写必须让法国人和英国人、德国人和荷兰人都满意；如果不查看撰稿者名单，谁也无法知道哪些内容是牛津主教的贡献，也无法知道哪些内容出自费尔贝恩、加斯奎特、利伯曼还是哈里森的笔下。”虽然全球史书写无法忽视民族国家作为幕后主角的事实，但跨越民族国家的世界史学著作，为全球读者提供了一个比阿克顿勋爵所主编的《剑桥近代史》更易被接受的角度。查卡拉巴提著《地方化欧洲》（陈恒：《从反思到行动：当代中国史家的作为与地位》，《上海书评》2024年6月11日）。然而，在我们拥抱全球史的同时，仍无法忽视十九世纪以来“历史叙述的中心就是关注作为一个单位的民族以及作为其更高表现形式的国家”这一观念的深远影响。如何在去西方中心化与超越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避免陷入新的种族中心主义与单线叙事主义，如何在这一“墨西拿海峡”里保持平衡，是本特利主编《牛津世界历史研究指南》的初衷，同时也是中国学者翻译引进这本书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