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文献记载，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封其弟桓公友于郑，姬姓郑氏作为宗周王畿内的采邑贵族家族得以始封。幽王末年，郑桓公忧心于周王室的重重危机，将民众东迁至洛邑以东的东虢、郐国一带。之后，郑桓公和幽王死于犬戎之难，郑武公与平王一同东迁，将郑国完全迁至郑州地区，逐渐发展壮大。学界多认为，郑国自武公东迁至其灭亡的都城一直在新郑，郑韩故城遗址即东周时期的郑都所在。梳理郑韩故城遗址的早期遗存，并联系荥阳官庄遗址的新发现，这一认识似可商榷，现略呈管见，提请方家批评指正。郑韩故城遗址早期遗存图一 郑韩故城遗址早期陶器分组 B型：平裆，柱状足。根据口沿与裆部形态变化，亦分为四式，即Ⅰ式标本天利M119：10→Ⅱ式标本郜楼M139：7→Ⅲ式标本郜楼M144：10→Ⅳ式标本天利M27：6。口沿、裆部的演变趋势与A型鬲基本同步。 D型：平裆，乳状足。根据口沿形态变化，可分为二式，即Ⅰ式标本天利M251：3→Ⅱ式标本天利M191：5，演变趋势亦与A型鬲相同。 盆 豆 依据以上型式演变及组合关系，可将郑韩故城遗址早期陶器划分为四组，进而将遗址内随葬以上型式陶器的墓葬归为四组（表一）。各组器物形态逐渐变化，应是早晚相继的四个年代组。表一 郑韩故城遗址早期墓葬分组 第1组中的C型Ⅰ式分裆大袋足鬲，如兴弘M55：4、热电M59：1，斜折沿宽大、沿面有数周弦纹、袋足外张、裆部极低，以往多将此式陶鬲的年代定在西周晚期。新近公布的黎城西关春秋早期铜器墓中，出土有形制相似者M7：4（图二：B），可见此式陶鬲可延续至春秋早期。因此，将第1组墓葬的年代定在两周之际比较稳妥。图二 郑韩故城遗址早期遗物比较官庄城址的兴衰图三 荥阳官庄遗址平面图图四 官庄遗址铸铜作坊区遗物分期图五 官庄遗址早期陶器分组政治局势与郑都变迁 如果以上判断不误，那么，郑国经历了两周之际从关中迁都于荥阳官庄城，春秋中期再由官庄城迁都于新郑城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史籍中缺乏明确记载，但考察相关史料，其正与当时的政治局势相符合。 幽王末年，郑桓公企图东迁避祸，向洛邑以东的东虢、郐国一带发展。郑桓公虽然是王室重臣，但自身军事力量较弱，《清华简》记载其仅“车七乘，徒三十人”。史伯建议桓公“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郑桓公很可能利用了自己的王臣身份，主要借助洛阳的成周王师来扩张。而且，郑桓公时期也只是占据了东虢和郐国的一些城邑，《汉书·地理志》记载“武公与平王东迁，卒定虢、会之地”，郑武公时期才将它们完全吞并。 一般认为，东虢位于今荥阳市境内，郐国位于今新密市东南的曲梁镇一带，官庄城正在荥阳，其地可能原属东虢。而且，官庄城位于洛阳盆地以东约15千米，西经历史时期的虎牢关（又叫汜水关）可直达洛邑。与之相比，新郑城不但距离洛邑较远，而且有嵩山阻隔，两地交通不便。以官庄城为都，对于郑国联系洛邑王都和利用成周王师无疑更为便捷。 据文献记载，春秋早期郑国持续向外扩张。《清华简》记载郑武公时期“西城伊涧，北就邬、刘，萦轭蔿、邘之国”，郑庄公时期“东伐齐酄之戎为彻，北城温、原，遗阴、鄂次，东启隤、乐”。其中，伊涧、邬、刘、蔿、阴均在官庄城以西的洛阳盆地内；邘、温、原、隤均在官庄城以北的济源、焦作一带，这一地区在春秋时期被称为“南阳”。《左传》记载在鲁隐公十一年（前712年），周桓王将一批原来属于苏忿生的土田授予了郑国，包括温、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陉、隤、怀等地点，也都在官庄城以北的“南阳”。可见，春秋早期郑国的扩张主要是围绕官庄城进行的，这应与其处在郑国政治地理格局的中心地位有关。 进入春秋中期，北方的晋国逐渐崛起，但这一时期郑国与晋国的关系并不友好。《左传》记载在鲁僖公十八年（前642年），也就是齐桓公去世的第二年，郑国就倒向了南方的楚国。鲁僖公二十三年（前637年），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到郑国时，郑文公对重耳不加礼遇。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晋国与楚国为争夺中原霸权发生城濮之战，在开战前郑文公还曾到楚国许诺出兵助战。同年，晋国战胜楚国后两次召集中原诸侯会盟，郑文公都有参加，但晋郑并未和解。鲁僖公三十年（前630年），晋文公重耳以郑国“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为由，联合秦国攻郑。 与实力强大的晋国为敌，郑国面临来自北方的威胁，北部国土不断被晋国食。《左传》记载在鲁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年），晋文公帮助周王室平定王子带之乱后，周襄王将阳樊、温、原、欑茅的土田授予晋国，晋国的领地扩展到“南阳”。其中的温、原、欑茅原本有周王授予郑国的土田，此时当为晋国所有。官庄城往北仅约10千米即为隔黄河相望的“南阳”，郑国的北疆被压缩后，来自北方的威胁已然迫近。在鲁文公八年（前619年），有晋国归还虎牢关一带土地之事，可见该地此前被晋国占领。虎牢关至官庄城不但距离较近，而且一马平川，晋国占据虎牢关一带，对官庄城的威胁更是近在咫尺。 可能正是迫于晋国南扩的压力，郑国不得不将都城从官庄城南迁到新郑城，以获得相对安全的生存环境。《世本·居篇》记载：“文公徙郑。宋衷曰：‘即新郑。’”郑文公于公元前672年—前628年在位，郑国可能是在文公后期迁都新郑的。不过处在诸侯争霸的春秋时代，位于晋、楚两大强国之间的郑国，其外部压力并没有因为迁都新郑而得到缓解。此后晋、楚对郑国展开拉锯式争夺，于是乎郑国只得朝晋暮楚，唯强是从，艰难地在大国的夹缝中求生存。 综上所述，两周之际郑国从关中东迁后，可能先是以荥阳官庄城为都，在此郑公利用其王臣身份，借助洛邑的王室力量发展壮大。春秋中期随着晋国的崛起和扩张，郑国才被迫将都城南迁至新郑，由此新郑城步入繁荣，而官庄城随即衰落。当然，基于现有资料的这些推测，有待国君级别墓葬、有铭铜器等更多郑国考古发现来验证。 （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4年第9期，作者王建峰[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井中伟[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