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鉴赏大辞典》，周啸天主编，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24年9月版（《诗薮·外编》卷三）因而被王国维称为“一代之文学”，谓“后世莫能继焉者”（《宋元戏曲史》）。（“今诗”指明诗）诗歌在唐代曾是最具群众性的文艺样式，且有很高的社会应用价值——唐诗中送别、寄赠之作之多，就是很好的说明。唐代诗人遍布社会各阶层，以诗赋举士的科举制度，和帝王宫廷重视诗歌创作，上行下效，形成全社会尊重文艺的风气。唐诗的传播方式，一是宴会赋咏，二是谱曲传唱。优秀的唐诗，千百年来一直活在人们的口头。（王闿运《论唐诗诸家源流》）。陈子昂则提出了以复古为革新的诗歌主张，他批评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提出了追踪风雅汉魏，讲求风骨兴寄，标榜建安诗人和正始诗人。与杨炯《王勃集序》的某些提法非常相近，但更加具体，尤其是强调了“兴寄”与“风骨”两个范畴。所谓“兴寄”，是指诗歌必须寄托政治时事、寄托诗人的理想抱负，即要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和进步的思想感情；所谓“风骨”，通常认为指刚健遒劲的风格。其理论主张后来分别为白居易和殷璠所继承和发挥，并得到李、杜、白、韩等唐代大诗人一致的推许。（《新唐书·地理志》）。从太宗贞观之治到武后永徽之治、到玄宗开元全盛，一百四十年中物质文明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国家的统一强盛，不但使人民具有不至于沦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使得南北文化的融合有了可能。以北方的贞刚之气，改造江左的绮靡，成为新王朝在文化上的自然要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唐代的诗人不是奢望，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唐开国百余年，政治开明、学术自由，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有所突破和进展，经学、史学、法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突出成就。当时诗人作家人数之多，分布之广，空前未有。这种情况，脱离了文化相对普及的背景，也是不可想象的。唐代统治者重视和提倡文艺创作，唐太宗先后开设过文学馆、弘文馆，招延学士，编纂文书，唱和吟咏；高宗、武后常常自制新词以入乐，宴集群臣赋诗竞奖；玄宗本人既是诗人又是音乐家；代宗亲自过问《王维集》的编纂；等等。以诗赋取士的制度也促使士人去研习诗文，他们把文学创作当作一种基本训练，这对于诗歌创作的普及是有作用的，而盛唐诗的艺术极诣，可以说正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五言诗的特点，适合自然的题材，质朴的语言风格，安恬的意境，它的成熟，尤其是五言近体——五言律诗和五言绝句的定型，则给山水田园诗的创作提供了更加精美的诗体。反过来，山水田园诗人的创作，又使五言近诗体由初唐的典丽精工，一变为澄淡精致，清空闲远，在艺术层次上得到再次的升华。王维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是盛唐时代最具有普遍意义的代表人物。他精通音乐，做过大乐丞；他是南宗山水的开派画家；其母奉佛，他本人亦深契禅机。王维是一个天机清妙的诗人，能精确细致地感受、把握自然界美妙物色和神奇音响，善于用辞设色，注意诗歌音调的和谐，在完美表现对象的同时，又赋予它神秘而庄严的意蕴。王维兼擅五、七言各体诗歌，其诗同时具有音乐美、绘画美和禅味，因此，其后期的山水田园诗，在艺术上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徐嘉瑞《岑参》）。王昌龄长于七言绝句，所作篇篇俱佳。其边塞绝句既有对卫国将士的歌颂，也有渴望和平、反对扩张战争的思想倾向，其主要特色是站在人民和士卒的立场言志抒情，对边塞戍卒寄予极大的同情。诗人忠实地描绘了当时战争生活的丰富画面，并为唐代戍边将士树起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集体形象，他善于通过二十八字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人的内心世界，对生活进行高度概括提炼，通过环境气氛作烘托暗示，同时反映情感的变化发展过程。当时称为“诗家天子”。三家之外，杰出的边塞诗人还有王之涣、王翰、李颀，等等。（李阳冰《唐李翰林草堂集序》）（《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诗薮·内编》卷四）。大历诗人吟唱的是现实人生之歌，其实亦不乏才子，然缺少独树一帜、别开生面的诗人。大历诗人有“十才子”之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李端、卢纶、韩翃、钱起、司空曙等，此外的著名诗人还有刘长卿、韦应物、李益、郎士元、戴叔伦、张继、戎昱等。大历诗人无力追踪李杜，从而远宗南齐谢朓、近继王维，钟情寻常泉石林潭，审美趣味偏于清空幽隽，创作了大量翡翠兰苕式佳作，其古体的成就不如近体，七言的成就不如五言，长篇的成就不如短篇，写得最好的是五律，其次是绝句。其五律遣词造句安稳妥帖，风格清空流畅，在盛唐外别辟一境，开了中晚唐诗的先声。大历绝句创作颇有可观，七言绝句以李益为第一，韩翃、张继等亦有佳作传世。五言绝句，韦应物、刘长卿以古雅闲淡的风格，于盛唐李白、王维外别辟一境。（《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对《诗经》风雅比兴（美刺比兴）的优良传统予以充分肯定。白居易讽喻诗是其诗歌理论的实践。在艺术上他非常强调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形式服务于内容，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主张“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略）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与元九书》）、“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寄唐生》）。当时白居易等一批著名诗人，继承乐府诗和杜诗的传统，发起了“新乐府运动”的文学革新运动。元稹是白居易的亲密战友，王建、张籍是新乐府的重要作家。（见《李贺歌诗集序》）。其诗主要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愤，这类诗带着诗人独有幽冷凄婉、哀愤激楚的色彩，通过游仙的方式寻求寄托，是苦闷的象征，有别于传统的感遇诗。代表作有《雁门太守行》《金铜仙人辞汉歌》等。李贺诗大都想象奇特，词采浓重，措语独到，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李贺诗重视象征、印象和感性显现，启迪了晚唐唯美主义的诗风。李商隐诗、温庭筠词都十分明显地受到了李贺歌诗的影响。他是晚唐诗歌中迟暮黄昏的梦幻情调的始作俑者。（《献诗启》）前人谓其七律独持拗峭以矫时弊，而其七绝则颇具风调，可接武于刘禹锡。杜牧绝句题材广泛，多历史现实的感怀和感伤，风格或清新俊爽，或雄姿英发，语言轻灵典雅，极富情韵。诗人虽与李商隐齐名，却更多地表现了对盛唐传统的继承发展。李商隐一生蹭蹬，以游幕生涯为主。其诗有浓厚的感伤情绪，习惯于向以自己为中心的内心世界取材。在七律的写作上，李商隐可谓异军突起，在老杜七律凝练典重的基础上，酌采李贺歌诗的瑰奇精丽，从语言、对仗、声律和典故等各个方面进行精心选择和组织，形成一种精丽而富于暗示的诗风。以《无题》为代表的李商隐七律，扬弃了元白那种对事件本身的兴趣，而转入心灵的象征，即将一己之悲剧性身世及心理，幻化为象征性图景。既有形象的鲜明性、丰富性，又具有内涵的朦胧性、抽象性，从而获得丰富的暗示性，能引起读者多方面的联想。而内容的深微，意境的朦胧，手法的象征，语言的典丽精工和富于活性，开启了从晚唐到五代的词境。李商隐的七绝，管世铭谓其“用意深微，使事稳惬，直欲于前贤之外另辟一奇”（《读雪山房唐诗抄》凡例）。李商隐长于咏史，其咏史绝句大都运用见微知著，或即事微挑的手法，具有很高的讽刺艺术。总之，李商隐是杜甫、韩愈和李贺之后，最富于创意的诗人。唐末最重要的诗人是韦庄，其所作长诗《秦妇吟》以黄巢起义为背景，展现了动乱时世之面面观，是白居易《长恨歌》以来唐代叙事诗的最大收获。韦庄七绝，艺术风调清深，直逼杜牧。以上三家之外，工于七言律绝的晚唐诗人还有不少，如温庭筠、许浑、赵嘏、郑谷等，皆属名家。他们的作品无论写景、咏史、述怀，大都弥漫着一种恋旧、伤逝、惆怅、失落的情绪，许多诗人都怀有很深的六朝情结，诗中更普遍地带有梦幻情调。“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正是当时的诗品。
诗教说到底是一种美育。与中小学开设音乐课、美术课一样，教人读诗、爱诗、懂诗，在于培养人的美感，使之有一双慧眼，一双音乐的耳和一颗文心。往小处说，可以更好地欣赏人生（按美的规律去生活），反言之，有助于承担人生的痛苦。往大处说，可以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难怪杨振宁说，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人的方程有极深层的理论架构之美，它们是造物者的诗。唐诗名篇，则是推广诗教的最佳范本。
古人云：“诗无达诂。”但我们并不反对追求达诂。不过，赏析的最高目标不是达诂，而是分享。分享什么呢？分享会心的乐趣，也就是陶渊明说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所谓“疑义”，不局限于训诂上的，还应包括意蕴上的。不但要探寻诗人之本意，同时要允许“诗人未必然，而读者何必不然”（谭献）的会心。赏析文字的笔调，不强求一律，亦不求面面俱到、逐字串讲，只抓住作品艺术上的二三要点，联系人生、创作感悟，深析透辟，讲出诗味。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追求准确性、启发性和可读性的统一。作品中疑难词语以及事典，随文讲解，不另出注。
《唐诗鉴赏大辞典》系在本人以前主编的《唐诗鉴赏辞典》《唐诗鉴赏辞典补编》之基础上，增补唐诗名作620篇，累计约1600余篇，基本涵盖了近几十年同类辞典所选唐诗篇目，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全唐诗》的真实面貌，以适应广大读者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由于多人参撰，不免见仁见智，或因水平参差，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俟来日之修订，或能渐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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