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底，陈侃理主编的《重写秦汉史：出土文献的视野》出版，这是全球秦汉史学界的标志性事件。他要我为此撰写书评，对我而言不仅荣幸，还责无旁贷。因为我原先忝列《重写秦汉史》作者群内，最终拖沓掉队未能交稿（原因详下），以书评稍赎前愆，自是义不容辞；而我参与此书的写作历程长达十年，浸淫日久且具备某种程度的内部视角，有机会以书评的形式呈现若干所见所思，亦有独特意义。当然本文的观点全部是我个人的立场，所有问题皆由我自行负责。《重写秦汉史：出土文献的视野》书封
正因如此，今人要想追步前辈名家，根据出土文献重写秦汉史，已不能仅止于书写内容的更新，更应进一步作出书写思维的改易，乃至书写结构的变革。要做到这点，作者群的世代交替几乎不可或缺，2013年陈侃理对《重写秦汉史》一书的筹划可谓切中肯綮：本书的作者都是不满35岁的道地青年。大都在世纪之交开始接受学术训练，得益于前辈的开拓、资料的喷涌，以及那十余年间相对宽松的时代氛围、学术环境，已在各自的领域初露头角。历史上的研究对象好比业已消融的冰山，古人图画了它的轮廓，而出土文献则是偶然崩落到我们手中的碎片。这块碎片来自冰山本身，有着任何图像都描摹不出的温度、质感、味道。但冰山毕竟不是冰块，只有把碎片放到整座冰山的影像中去，才能充分认识两者，并获得一种想象的能力，去思考潜藏在海平面以下的巨大存在。写作的思维与结构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而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 此外由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少轩撰写的《数术文献》一章，亦是奠基于数十年来大量出土的秦汉数术文献，大大深化我们对秦汉数术文化的认识，改变了秦汉史书写结构的一章。但成也新材料，败也新材料，本章意外受到新的数术简牍即将刊布的影响，暂时不克推出，只能寄望于《重写秦汉史》的第二版。写作的基础这本书产生拖了十年，某种角度看也是一件好事。当时承诺撰写的各位，在各自领域和题目上的认识都有很多提升。侃理兄注意到我曾经发表过一篇《秦汉魏晋“丁中制”之衍生》（《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便力邀我来写作“赋役制度”这一章。2015年，此后我陷于漫长的等待……我脱离了高效的单身青年学者状态，不仅成家生子，还要承担比较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很难像以往那样随时追踪最新研究。余论汉简中常见“某时若干分”的记载，可知将十六时的每时分成十分。如此，则一天有160分，与昼夜100刻难以换算，似乎不是通过漏刻测量得到的。秦汉史研究积累很深，出土文献更新又快，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同时掌握全部资料和所有领域的前沿。遣册，记录部分随葬器物的名称和数量。墓中出土的周偃自占功劳文书和“遣书”的形成时间跨度从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到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同时还记录周偃先后数次调任、升迁的具体时间。“遣书”记录周偃的最高职务是南平尉。首先，北洞山、狮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封泥所见县名仅仅是汉初楚国辖县的一部分，并不能反映楚国行政建制的全貌。其次印章、封泥地名年代信息并不清楚，即便是出自同一座墓葬，也不能证明印章、封泥所见县邑为同一时期的行政建制。而且关于北洞山、狮子山楚王陵的墓主存在很大争议。所以我们目前无法利用这批资料复原出一幅年代清晰、内容可靠的楚国疆域图，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种种讨论也不能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重写”不是完成，而是一个开始，一种希望，一份邀请。 他向我发出的书评邀请，无疑就是“重写”的再次实践。希望这样的“重写”可以不断延续下去，这无疑是重写秦汉史的真正开始。 （原文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