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疯狂撒币之后，美国大选会怎样？

很快，1976 年的 " 巴克利诉瓦雷奥案 "（Buckley v. Valeo）成为政治献金管理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裁决之一。最高法院在该案中裁定，限制个人向候选人的捐款是合法的，但限制独立支出则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该判决为后来超级 PAC 的合法化奠定了基础，这类组织可以无限制地筹集和支出资金来支持或反对候选人，只要这些支出没有直接与候选人竞选团队协调。马斯克、盖茨以及科赫家族、黑石集团等都算超级 PAC，他们的出现，使得资金流动更加庞大且难以监控，也使得企业、工会等组织能够通过这些渠道对选举施加重大影响。

对政治献金的批评不仅来自公众，很多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律专家也对此表示关注。比如政治学家劳伦斯 · 莱辛（Lawrence Lessig）提出了 " 腐败的经济学 " 概念，认为金钱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已经到了系统性腐败的程度。普通选民的声音在面对超级 PAC 时几乎无法与之抗衡。许多专家认为，超级 PAC 的存在扭曲了选举进程，使得候选人更加依赖大额捐赠者，而忽视普通民众的需求。

超级 PAC 对政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许多大公司通过超级 PAC 资助候选人后，会期望候选人上台后制定有利于它们的政策。例如，石油公司通过献金影响环保政策，迫使政府放松对石油开采的限制。科技巨头则可能通过政治献金影响数据隐私、科技监管等政策。这样的政治献金不仅仅是竞选策略的一部分，更成为了公司和利益集团影响国家政策的有效工具。

在全球范围内，将美国的政治献金制度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也能提供一些启示。比如在欧洲，许多国家对政治献金有着更为严格的规定，有些国家甚至完全禁止公司和团体向候选人捐款，所有竞选资金必须来自公共资助或小额个人捐款。相比之下，美国的制度显得更为开放和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