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愫：《徐绿沧君传》，见《风月庐剩稿》，上海图书馆藏民国桐乡徐氏爱日馆刻本，索书号：线普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是浙西有名的富户。晓霞父名焕谟（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字绿沧，号叔雅，自幼与兄焕藻（字伯平，号茗香）、焕奎（字听松）受业于同里卢小菊。焕谟失意科场，未逮而立之年即卒，但“生平爱藏书，插架数万卷，琳琅多善本。君终日坐书城，顾之而乐。暇辄手自雠校，他不足扰其虑也”。（《徐绿沧君传》）焕谟娶湖州归安双林郑氏，郑氏“家素封”，亦是以经商而致富。据徐晓霞言，其外祖父“好儒术，藏书连屋，且多善本”。太平天国之乱，郑氏家产中落，乃迁居嘉定继续经营商业，可惜“家庋琳琅秘籍旋毁于火”。太平天国被平定后，沪上商业繁荣，焕谟父祖往来浙沪，与郑氏缔交有年，遂结为姻亲。（徐晓霞：《显妣郑太夫人行述》，见《风月庐剩稿》）徐、郑两家虽是以末业起家，但都崇敬儒术、雅好藏书，这对徐晓霞有着深远影响。（《显妣郑太夫人行述》）还值得记述的是，她的二女儿徐咸安嫁给了著名藏书家适园主人张钧衡（字石铭）。二（劳乃宣《序》，见《风月庐剩稿》）民国《乌青镇志》卷二十七对他的记载是“桐乡附贡，工部郎中”，大概做过工部郎中等京官，辛亥革命后弃官返乡，后来致力于商业。受家庭环境熏陶，晓霞亦酷爱收藏古籍与金石书画，其书斋名“爱日馆”。中国嘉德2019秋季拍卖会，曾以253万元的成交价拍出吴昌硕刻田黄石印章一枚，印文为椭圆朱文“爱日馆金石书画印”，印章主人即徐晓霞。除此之外，笔者曾寓目的徐氏藏印尚有：明刻本《朝野类要》所钤“徐钧印信”白文方印、“晓霞”朱文方印两方、“徐钧印”白文方印、“爱日馆收藏印”朱文长方印、“晓霞”白文长方印；明刻本《格致余论》所钤“晓霞”朱文方印、“晓霞藏本”朱文长方印、“徐钧私印”白文方印；明刻本《汉蔡中郎集》所钤“长林爱日”白文方印；清刻本《香湖草堂集》所钤“晓霞所藏”朱文方印、“爱日馆藏书印”朱文长方印；清刻本《读书杂录》所钤“晓霞收藏”朱文长方印、“晓霞藏本”朱文方印；此外，元刻本《两汉诏令》钤有不见于前书的“晓霞所藏”朱文长方印。（《张元济全集》第3卷《书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63页，本文引录时标点略有调整）其一作于民国十三年（1924）十月九日，函中云：奉示敬悉。抄示钱、张两文均收到，《槜李文系》新旧两辑均无其人，甚可喜也。葛淳为秀水籍，中乾隆己未科进士，官南康县知县，已辑得文五篇，其《飞鸿堂印谱跋》文，如非甚佳，可不必钞。若周震兰则无其人，倘能钞示，俾得补入，至为感幸。属补残书两种，已函托北京敝分馆代搜，曾来信谓有曲谱一卷可补，索价至二十元，已令勿购。此后尚无续报，容属留意。此事只能求之厂肆，他处殊为不易，且经理亦非其人也。（《张元济全集》第10卷《古籍研究著作》，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38页）当时还寄送了相关材料给沪上文化圈名流，徐晓霞也在其中，他当时的住处是“文监师是（按：疑作‘路’）唐家衖口”。（《张元济全集》第3卷《书信》，《致陶葆廉等公信》，第169页）续辑活动前后持续十数年，其稿本现存上海图书馆。徐晓霞抄寄了不少文章给张元济，信中提到的葛淳和周震兰文，皆为《飞鸿堂印谱》上的跋文，均已收入《续辑〈槜李文系〉》稿本。（《续辑〈槜李文系〉》，上海图书馆藏稿本，索书号：T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第3034、3190页）在周震兰文稿纸上，张还特地做了标记：“徐晓霞交13/10/10”，可见在张信寄出后的次日，徐就将两文抄至了张处，而且为了便于张元济查考周震兰其人，还在文末贴心地对周之书法做了简短说明：“以上周跋以草书写之，逼近吴郡《书谱》。汪氏摹印入版，笔尤飞舞，想当时必享书名，录此备考。”徐为张元济搜辑的文稿绝不止以上所述，《续辑〈槜李文系〉》稿本中不少文章有旁批“见《钱氏家史》”，而张元济致朱希祖信中曾道及《钱氏家史》一书乃获见于徐晓霞处：“弟近来一无所得，惟在徐晓霞处见有明万历钱懋穀所辑《钱氏家史》一部。”（尹伟杰：《藉言存人：张元济、金兆蕃与续辑〈槜李文系〉——以上海图书馆藏〈续辑《槜李文系》〉稿本为中心》，《中国出版史研究》2024年第2期）从此信我们还可知徐晓霞曾托张元济为他搜补残书，张元济也曾代为介售傅增湘藏书给徐，民国十四年（1925）六月一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信云：“刘翰怡复信呈阅，甚为失望。徐晓霞处尚未有复音，石铭处亦即转伊转达。徐君近颇收书，然亦未必肯出重价也。”十六日他又再次致信给傅：“一昨张石铭、徐晓霞来寓看我。兄寄存各书，石铭颇爱山谷、放翁两集，单上并未开价，属为奉询，乞核示。此外如《客亭类稿》《击壤集》亦颇欲得之。徐君则甚喜《白氏六帖》，属问系何折扣。”（《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17、118页，标点略有调整）此事下文如何，不得而知，但徐、张二人之间绝非泛泛之交则是显而易见的。徐晓霞抄寄给张元济的葛淳《飞鸿堂印谱跋》铭老墓志中“咸翕服”，弟非欲改去“翕”字，衹以原写清稿中“称槃错纠互”句，“称”字未妥，似属衍文。原稿“翕”、“称”二字并写，而“翕”字旁加“:”符记，故疑为以“称”字改“翕”字。至下文“诸主教翕服”句，不过举为上文以“称”改“翕”之证。至改“特”字为“交”、“章”二字，则弟意希图省事，强凑字数，免得重写清稿，不敢以为妥贴也。应否转询篯兄决定？谨再奉商，并候裁示。（见卢康华编：《近代稀见碑拓史料丛刊五·钱绍桢墓志铭》，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张元济此信所谈即《钱绍桢墓志》书丹事。张元济在拿到金兆蕃所撰志文清稿后，对个别词句做了调整，不确定是否妥帖，故致函与徐相商。由于志文乃金兆蕃（字篯孙）所撰，所以他特地提及“应否转询篯兄决定”。据现存墓志拓片，有句作“……咸称服。槃错纠互……”，此句金兆蕃原稿应作“……咸翕服。称槃错纠互……”，后来确实按张元济所言书丹上石了。金稿后文还有“先后特荐君者五”句，张将“特”字改为“交章”，不过此处改动最终未被采纳。信中提到的“诸主教翕服”，在墓志下文之中。《钱绍桢墓志铭》拓片局部三（《钱绍桢墓志铭》）钱泰是著名外交家。三女中，长适于宝轩、次适徐晓霞，而德璋即是刘承幹夫人。徐与刘二人关系甚为亲近，刘承幹日记与书信中保留了不少与徐晓霞相关资料，弥足珍贵，有助于我们了解认识徐氏生平。（《求恕斋日记》，第1册，第30页）大概是春节期间，徐晓霞往南浔贺岁并在二姐夫张钧衡家小住，得以与刘承幹互相拜访。徐、刘之间通信极勤，刘在信的抬头往往亲昵地称徐为“晓霞我哥姻大人”。现存最早的一封是宣统元年（1909）正月五日刘写给徐的，刘在信中云：嗣得沪号来书，知公惠以新式洋厨一口。在当日偶尔清言，藉资谈助。乃公不遗细故，持为记事珠，存之胸中。猥蒙见赠，却之不恭，受之有媿。然此厨为弟而造，只得汗颜拜受。……立凡弟续娶期近，又蒙关会，庶免失礼。公之惠我，何其多耶。（刘承幹：《求恕斋信稿》，上海图书馆藏稿本，索书号：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第6页）（宣统元年九月十三日刘承幹致徐晓霞函。《求恕斋信稿》，第198页）（《钱绍桢墓志铭》作“民国二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乃系阳历）钱绍桢逝世。是日，刘承幹在日记中记有“抵寓后，得悉外舅于今日午刻逝世”。（《求恕斋日记》，第10册，第41页）十二日，刘承幹“九点率春蕃、䜣万两儿乘车赴嘉善吊外舅之丧。在车遇张菊生、徐彦士、徐冬生、钱达士，亦往嘉善吊丧者”。午后三时大殓，刘因为“生宿有冲，故未视裣”。（《求恕斋日记》，第10册，第41-42页）四月四日，刘承幹有一函致徐晓霞商量丧祭有关事宜：前承招饮，饱饫郇珍，谢谢。祭外舅文，已由公渚兄脱稿，今配好格数送上，乞教正之。前志昂兄及尊意欲作散文，今此篇未知可用否？倘须改作，因时间侷促，恐有不及。志昂兄闻已赴京，故请我兄酌之。至祭屏划格及请顾君书写，均与尊处接近，诸多偏劳为歉。（《求恕斋信稿》，第6106页）（《求恕斋日记》，第10册，第56-58页）共同的姻亲增进了两家往来。所说之五千两，弟已关照敝帐房，嘱其勿开划条，打一庄票送上。息价一层，辱在至好，本可敬请大酌，乃殷殷讯问，客气异常。弟询之帐房，据云尊处既属上等排面，且系素有交契，子金自应从减。但此系长期，非暂用可比，故须稍巨。既承敦嘱，祗得遵命。谨酌一价，约在七八两之间，仰祈大才。弟决不计较也。银票附上，即希詧收，给复为荷。（民国三年二月一日刘承幹致徐晓霞函，《求恕斋信稿》，第1200页）四（《求恕斋信稿》，第84页）不过，二人皆是手不释卷的儒商，此次刘购赠《花月痕》这一小说应该只是供徐作消遣，而非为藏书互通有无。刘承幹自述宣统二年（1910）十月在南京参加南洋劝业会后始有志聚书，但学者已经指出，“其实在此之前，刘氏即已经开始对藏书有兴趣”。（王茜：《嘉业堂藏书聚散考》，复旦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4页）当年六月十二日，刘在给徐的信中说：弟迩来稍稍习静，惟于牙签缥带中寻觅生活。但学识有限而典籍无穷，取之无尽，用之不竭。兹特寄奉书目一纸，如公前往汉阳，请为代购。倘此行未果，不妨置之。或去而无从购取，亦可听之。前云尊处时有书贾携书求售，倘邺架无须于此，敬请寄目一观。若遇敝处未备，可以敬求代购。昔吾家刘峻号为“书淫”，弟今踵之，得毋贻笑故人乎。（《求恕斋信稿》，第409页）公他日鄂渚之行，所讬代购书籍附上帐目，至希詧入。其遇有坊肆中精刻及局刊，敬求为我购置，不必函问，致多周折。该值若干，他日示明，一并奉缴。（《求恕斋信稿》，第412页）承寄书籍样本，重以鼎言，自当多购。奈覆阅再四，此种书籍敝处都已购置。爰择其未备者，计《国朝松陵诗征》《白云集》《明人诗钞》《二申野录》四种。遵照来单核算，计洋十四元，兹特奉上，敬求转交陈君。此刻嘱伊不必来浔，他日如有大种书籍，不妨躬自携至敝处。如未备者，重以尊为说项，自当与之多购也。（《求恕斋信稿》，第875页，此函《求恕斋日记》系于闰六月初一，《信稿》系于六月二十九日，兹从《日记》）前次附来书籍样本均已核阅，其周兰坡鸿博《赐书堂诗钞》及钱香树尚书《续集》，又《碑板广例》，此三种敝处未备，即与购取。惟来帐未经开明价值，敬祈示知，以便寄奉。其余各种均与敝处所置相重，祗得奉还，样本十四即以附上，统祈转交陈君。附缴陈函，亦希詧收转致为感。……昨蒙寄来书籍一包，已经詧入。……其《牧斋注杜》一种，弟处购有此书，其《榕邨集》亦于去岁在苏购取矣，承询坿白。（《求恕斋信稿》，第880页）（《求恕斋信稿》，第942页）而刘随即回赠了一些书籍。过了几天后的五月六日，刘在给徐的信中又说：尊处递到惠诰并物，书籍之赐，翻阅数过。《乌青文献》洵与敝邑多所关系，异时修补志乘，是亦他山之一助也。其他《文钞》《任集》均系佳本，分邺架之芸编，其宠奚如。祗领之余，谨九顿以谢。至以前献之书，区区残本，奚足齿及，乃承一再挂颊，益滋慙颜矣。……甸卿书籍久已交到，此书还是寄青，抑送至贵号，便示遵行。（《求恕斋信稿》，第943页）（《求恕斋日记》，第2册，第265页）刘承幹也常将自己所刻书送给徐晓霞，如民国十二年（1923）三月二十八日刘在信中云：弟影宋《史记》杀青有年，几经剜补，今甫蒇工。虽遴选纸墨业已煞费苦心，而墨色不佳，印工亦劣，未必十分惬意。敬奉一部，伏乞哂存，未识公阅之以为何如？（《求恕斋信稿》，第3335页）承示宋刊《周礼注疏》，翻撷数过，即系十行，与敝购莫子偲征君藏本相同。用特反璧，即希詧存。《章实斋遗书》甫经印订，附奉邺架，聊以伴函。（《求恕斋信稿》，第3379页）五（《求恕斋信稿》，第1868页）1919年以后，刘氏自身聚书活动开始减少，（《嘉业堂藏书聚散考》，第16页）但在民国十年（1921）还热心给徐晓霞介购古籍，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刘在信中云：吾湖俞君恒农寄到书目一册，此系恒农为海岛图书馆所置。惟为款过钜，一时不易劝募，因委弟就各亲友中询问，如其中有惬意者，不妨各开一单，将佳者分售，余则为书馆购之。积余丈、孟蘋均已看过，执事广事搜罗，特以奉呈。如合尊意者，乞为开出，将来集有成数，即可向俞君磋商也。又扬州梓人邱绍周携到书目一册，其中殿板尚多，执事亦有意乎？一并附览。（《求恕斋信稿》，第2536页）（《求恕斋日记》，第6册，第504页）刘自己未购置，也一并转介给徐。信中谓徐“广事搜罗”，可见晓霞至此时仍在大肆搜购典籍。结合前述民国十四年（1925）张元济致傅增湘信中“徐君近颇收书”的描述，其聚书兴趣之浓、时间跨度之长，令人仰叹。《两汉诏令》，李估于今晚携来。谛视之，与艺风丈让于敝处者了无参差，不过印本先后耳。艺风根据前后序，以为嘉定十五年刊本。而书中若“敬”字、若“慎”字都不缺笔，其元刊欤？抑宋之坊刻而不避庙讳欤？惜《行格表》已运回浔溪，无可攷查。尊如有之，可翻撷也。该书少西汉卷二，卷七卷帙甚短，不过数叶耳。末本书角为蟑螂剥蚀，以敝处案头此虫殊不少也。好在尊处钞补必须拆过，祗好重行装订耳。书价该估本系执定百元，由弟再三磋商，乃以九十五元购成，已代验讫矣。全书八册，并拙藏一匣计十册统呈詧纳。（求恕斋信稿》，第3133页）（《求恕斋日记》，第5册，第190页）缪荃孙根据前后序定为宋嘉定十五年刻本。此次徐晓霞亦拟购一部《两汉诏令》残本，托刘与所藏比照查验，并欲借刘氏所藏钞补。刘在比对后，认为与己所藏乃“印本先后”之差异，并从避讳阙笔的角度对是书属宋本还是元本提出疑问。在验证无误后，刘为徐购入，并将己所藏全本与残本一并寄奉给徐，以便钞补。徐晓霞所藏此本今已归入上海图书馆。前由张菊生、李拔可二公交来林琴南孝廉手卷、立轴、条幅等，云孝廉身后萧条，现拟将此项画件销售，集资为其子女教养之费，嘱广为介绍。但所定价值，未免昂贵。弟与本生家严各购一轴，琦仲弟及张璁玉世讲共购屏条三幅，而所余尚多。素稔贤乔梓爱好书画，故敢送上，以备选择。此等定价，本系帮忙性质。孝廉人品颇高，其画亦不俗。如荷选购一二亦善，倘不合意，亦可不必。弟不过受人之托，不得不为询问。叨在至戚，万勿客气。其屏条四幅中，尚剩一条，如合尊意，亦可购置也。坿单，并希詧阅。（《求恕斋信稿》，第6328页）（民国二十年十月十三日刘承幹致李拔可函，《求恕斋信稿》，第6335页）但刘氏还是古道热肠，到处费心介绍。六前承赐诗，已感勤厚，今复蒙惠佳什，益见盛谊。诸首音节铿锵，格律高远，洵为伟制，祗以诗笺已由荣宝斋印就，坿呈数纸，倘蒙吟咏之暇重书一过，以便装池，永为世宝。（《求恕斋信稿》，第8730页）（徐咸安的《韫玉楼遗稿》亦在同时一并刊刻）是年九月，刘承幹亦应邀作跋。十月二日，淞社第九次雅集，由徐晓霞与张钧衡主社，在徐家宴聚，缪荃孙等遗老到会者颇多。席半，徐为其父《风月庐剩稿》、张为其妇《韫玉楼遗稿》出征诗启，“遍索同人题之”。（《求恕斋日记》，第3册，第281页）直到民国四年（1915）刘还在修改所作跋语，为此事挂心，十月五日，刘致徐信云：顷得敝申号来函，述及老伯大人遗稿跋语，酌改后已送尊处。惟此跋公已付刊，因弟复加数语，又须耗损剞劂之资，心殊不安。寄来跋稿，弟覆阅一过，其中潘峄琴学使“衍桐”两字宜傍写小字；又“尝辑国朝一代之诗，名为《诗粹》”，“粹”当作“萃”；又“其他诗文词稿草”，其“草”字宜删去；又“承幹早孤，怆怀遗泽”，“早孤”两字亦宜删去。至于“民国三年”四字，前曾询过筱珊丈，则为钞胥误写，伊并未有此请，亦改去。其他陆纯伯观察一篇，姻兄亦嫌其俗，不如迳称“部郎”或称“徐君某某”，而“姻丈”改为“先生”，应不伤雅。均祈饬梓人照改为讬。（《求恕斋信稿》，第1523页）《风月庐剩稿》书影日前奉诣承教为快。所恳夫人一事，现在已可不必转达。祈代告夫人，并转致景扬夫人。琐琐渎神，容日晤谢。霜降节近，所谈之物如需用，请电话示知，即当送上，万勿客气为幸。（《求恕斋信稿》，第10261页）（《求恕斋日记》，第18册，第40页）同日日记中随后还有“张墨畊来”的记述。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二十日，张氏新婚，刘曾与徐晓霞等二十余人至张处闹新房。（《求恕斋日记》，第1册，第41页）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面对故人飘逝，想必那天刘、张二人会谈起五十二年前那个热闹喜庆的夜晚，会回忆起那半世沧桑而相对唏嘘吧。（《求恕斋日记》，第18册，第40页）去送了故人最后一程……
（本文写作曾蒙业师戴建国先生，学友丁新宇、曹旭阳二君赐教，耑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