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令人不安的缪斯》，1916年，乔治·德·基里科，私人收藏电影《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巴兹尔·雷斯伯恩、葛丽泰·嘉宝和弗雷德里克·马奇，克拉伦斯·布朗导演，1935年伏伦斯基……忽然觉得必须再看她一眼。那倒不是因为她长得美，也不是因为她整个姿态所显示的风韵和妩媚，而是因为经过他身边时，她那可爱的脸上现出一种异常亲切温柔的神态……她那双深藏在浓密睫毛下的灰色眼睛，友好而关注地盯着他的脸，仿佛在辨认他似的。……吉娣每次看见安娜，都爱慕她，想象她总是穿着紫色衣裳。可是现在看见她穿着黑衣裳，才发现以前并没有真正领会她的全部魅力。吉娣现在看到了她这副意料不到的全新模样，才懂得安娜不能穿紫色衣裳，她的魅力在于她这个人总是比服装更引人注目，装饰在她身上从来不引人注意。她身上那件钉着华丽花边的黑衣裳是不显眼的。这只是一个镜框，引人注目的是她这个人：单纯、自然、雅致、快乐而充满生气。……安娜穿着朴素的黑衣裳是迷人的，她那双戴着手镯的丰满胳膊是迷人的，她那挂着一串珍珠的脖子是迷人的，她那蓬松的鬈发是迷人的，她那生气勃勃的美丽的脸是迷人的，但在她的迷人之中包含着一种极其残酷的东西。（译文引自草婴译《安娜·卡列尼娜》，译林出版社，二〇一四年。）《基督山伯爵》插画，20世纪，皮特·摩根，私人收藏 说实话，我对曼佐尼《约婚夫妇》中的伦佐的了解，要甚于对我父亲的了解。有关我父亲的生活、他不为人知的想法、他隐藏的焦虑和未说出口的悲喜，我又知道多少呢？以至于我就像研究大仲马的历史学家一样，将永远对他亲爱的影子充满想象。与此相反，我知道有关伦佐的所有事。对我、曼佐尼和作为虚构人物的伦佐来说，那些作家不曾提及的东西并不重要。电影《福尔摩斯》重建的贝克街场景，克里斯伍德，斯托尔工作室，照片见于《伦敦新闻画报》，1921年8月6日《暴风雨，被一头熊追下的安提戈努》，《冬天的故事》第二幕第三场插图，1790年，约瑟夫·莱特，私人收藏 不过有的时候，虚构世界会和现实世界大相径庭。例如，莎士比亚在《冬天的故事》中，把第二幕第三场设定在波希米亚海边的一处荒漠中。但在现实中，正如瑞士不可能有海水浴场，波希米亚也没有海滩。然而，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接受，或者说我们仍然“假装”相信，在这个“可能世界”里，波希米亚就在海边。通常，认同“虚构协议”的读者，要么不难取悦，要么足够无知。 一旦确立了“可能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不同，我们就得承认，认为“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为真，和认为“希特勒死在柏林的地堡里”为真，并不是一回事。 然而，为什么如果有学生在历史试卷上写“希特勒是在科莫湖上被打死的”，我们会判他不及格，同样，如果他在文学试卷上写“安娜·卡列尼娜和阿廖沙·卡拉马佐夫一起逃到了西伯利亚”，也会不及格？ 问题很容易就转向了逻辑学和符号学。承认“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为真，只是比承认“在现实世界里，托尔斯泰把安娜·卡列尼娜写成了卧轨自杀”为真更为迅速。因此，托尔斯泰和希特勒同属一个世界，而安娜和希特勒则不是。 在逻辑上，“安娜·卡列尼娜自杀”在从言模态上为真，“希特勒自杀”在从物模态上为真。换句话说，发生在安娜·卡列尼娜身上的事和表达的所指无关，而和表达的能指有关。我们可以说“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是C小调（而不是像第六交响曲那样是F大调），以sol-sol-sol-mi开头”为真，这是根据乐谱作出的判断。我们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小说人物作出正确的断言。《安娜·卡列尼娜》开篇就是一句哲言：“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个问题见仁见智。然而紧接着，后面就是一句事实性陈述——“奥勃朗斯基家中一团糟”。我们不需要问沃伦斯基家中是否真的一团糟，只需要知道，在一本名叫《安娜·卡列尼娜》的书中确实是用俄语这样写的。 但这种解答并不能使我们满意。比如一份乐谱（暂且不考虑它所暗含的无限的诠释问题），说到底是一系列指令，根据它产生声音，然后才有涉及第五交响曲的欣赏、审美以及感受问题。同样，《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文字，会让人先想到奥勃朗斯基家中的状态，正是这种状态决定我们对某件事到底是真还是假的判断。即使我们承认，小说开头写的“奥勃朗斯基家中一团糟”为真，我们仍无法确定他家里是否真的一团糟。更重要的是，这句话除了在托尔斯泰的世界里是真的，它在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否为真仍然有待商榷。 《圣经·旧约》的第一篇是《创世记》，这是真的。但当我们说，亚伯拉罕要拿自己儿子献祭的时候（我们习惯于以寓意、神秘主义和伦理的方式对此进行诠释），并没有参照希伯来文原典。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在谈论该隐或亚伯拉罕时，其实并不知道有希伯来文原典。我们谈论的是《圣经》的所指而不是能指。所指可以通过其他文字、壁画或电影进行诠释，而本身并没有出现在原典里。 我们能否对小说人物作出正确的判断与向我们呈现人物所用的文字无关。你们许多人小时候都应该读过“金色阶梯”系列丛书，它是专门写给青少年的文学名著缩略本，书的作者都非常棒。这里面当然不会有《安娜·卡列尼娜》，想给孩子们概括它的故事实在是有点困难。不过这套丛书里有《悲惨世界》和《弗拉卡斯上尉》。很多意大利人即使没看过原著，也都通过这些小书知道了冉·阿让和斯高纳克男爵。所以问题来了，小说人物是如何做到脱离构建他们的原文存在的呢？ 希特勒和安娜·卡列尼娜有本质上的不同，他们有着不同的本体论地位，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在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历史结论也像对小说人物那样遵循从言模态。学生在有关当代史的论文中会写：“希特勒在柏林的地堡里自杀身亡。”虽然他们并没有直接经历过这一历史事件，但他们接受，历史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换句话说，除了依赖直接经验进行判断外（比如下雨），所有基于我的文化常识做出的判断，都来自一部“百科全书”中的信息。从中我知道了日地距离是多少，也知道希特勒死于柏林的一座地堡。我不需要判断真假，我相信书中的信息，因为我已经把关于太阳和希特勒的信息都“委托”给了学者专家。 此外，“百科全书”中的每个事实都可以被修正。抱着科学上的开放心态，我们准备好在某一天发现一份新解密的文件，告诉我们希特勒并没有死在地堡里，而是逃到了阿根廷；地堡中烧焦的尸体也不是他的，由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俄罗斯人制造了他自杀的假象，而地堡甚至根本不存在。事实上，即使有一张丘吉尔坐在地堡中的照片，也会有人不相信。但与此相反，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则是不争的事实。 《米兰讲稿》，[意]翁贝托·埃科著，文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