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提问到输出：上野千鹤子的知识生产术》，[日]上野千鹤子著，曹逸冰译，文汇出版社·新经典文化2024年10月版 细想起来，日本的国会答辩就是不折不扣的鸡同鸭讲。“刚才的发言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才是最该在每一轮答辩中明确的事情。要是让孩子们误以为那种为拖延时间而闪烁其词的对话就是讨论，那可怎么得了。 顺便一提，社会科学家不会使用“本质”这种非历史性的概念。例如，我们无法证明“女性的本质是母性”，却可以回答“女性的本质是母性这一认识是何时形成的”“什么样的人认为女性的本质是母性”。 我不厌其烦地提醒学生，“提可以回答的问题”，“提自己搞得定的问题”，“选择可以获取资料的研究对象”。 越是缺乏经验的初学者，越是容易把包袱皮摊得太大。要想提好问题，关键在于掌握“叠包袱皮”的诀窍。这就是所谓的“聚焦”或“缩小范围”。 也许有些学生想挑战更高难度的问题。但研讨组的“演习”旨在让大家体验提出问题并给出解答的过程。一旦掌握解题方法，便能灵活运用。先用简单的问题练手，再逐步提高难度，挑战更大的问题就是了。 研究乃极道 还有一点很重要。 那就是要提不属于他人、专属于自己的问题。 在指导研讨组时，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无论学生提什么问题，都不评判其价值大小或优劣。因为所有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没人能够解决别人的问题。 It is none of your business（不关你的事）——英语里有这样一句话，而我的观点是It is your question, but none of my question（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这似乎与“生产信息就是生产对知识共同体有价值的公共财产”相矛盾，但我之所以强调要提出专属于自己的问题，皆因研究是一项烦琐、耗时又费力的工程。没有想解开的问题，就无法坚持走完这个麻烦的过程。哪怕一个问题对其他人没有意义，只要对研究者自己有意义，就能收获名为“满足感”的回馈。“哦，原来是这样！”——对做研究的人而言，没有比这种豁然开朗更有价值的回报。 我总是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学生，学生也因此提出了绝不会在其他研讨组出现的主题，有些天马行空，有些直教人皱眉。从“如何度过平安夜”这种无关紧要的主题（但我从不会说问题毫无价值）到“（对自己来说）最色情的性行为是什么”“顾客在恋爱风俗店买的是什么”……什么样的问题都有。“嗯，没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你只能自己收集资料了。”我这样说着，鼓励学生自己研究，而他们也根据一手资料拿出了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离巢毕业。 据说有些研讨组是老师设定主题分配给学生，但我从不这么做。与所谓“调查学习”不同的是，我也从不会让学生收集现成的二手信息，弄出几篇谁来写都大同小异的报告。从这个角度看，上野研讨组营造出了少有压抑（即容易产生噪声）的环境，个性人才辈出的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我的问题我来答 再聊聊“当事人研究”吧。 当事人研究源于北海道浦河町的“伯特利之家”，不过我看到的第一反应是 “那不是我们用了很多年的法子嘛”。当事人研究，说白了就是“我的问题我来答”。女性学就是一门由女性自己来解开“女性”这个谜团的学问。如今回想起来，我们也算是当事人研究的先驱了。 回顾一下女性学遭遇过的阻力，就不难想象当事人研究在学术界面临怎样的障碍。阻力是认可的反作用力。如果连阻力都没有，那就证明当事人研究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只是被看作精神障碍患者的一种“生存技巧”，类似社交技能训练的心理疗法，只是自称作“研究”罢了。如今，女性学在学术界已经站稳脚跟，成立了学术团体，拥有了学术期刊，争取到了研究所、讲座、职位和研究经费，但当事人研究能否走上同样的道路还是个未知数（上野，2017）。 提问就是提出一个问题，而问题可以是question，也可以是problem。女性学从女性问题出发，但它不仅是关于女性的问题（problem），也是女性提出的问题（question）。 对我来说，身为女性就是一个巨大的谜。只因为是女性，就会在社会上遭受他人不合理的对待。我想解开这个谜，却发现以往的研究尽是些“男人教你识女人”的玩意儿，“老子最了解女人，你乖乖听着就是了”的态度跃然纸上。那些研究不仅无法说服我，还充斥着男人对女人的妄想，让我十分反感，心想“你们还真是自我感觉良好啊”。 女人是什么样的人，她们经历了什么，有什么感受，女人自己最清楚。由女性开展的女性研究之所以少，是因为学术界的女性研究者的绝对数量少。于是我们开创了“由女性开展、为女性服务、关于女性的研究”（studies on women, by women, for women），女性学就此应运而生。 “女人研究女人过于主观”“不中立就不算学问”“男人怎么就不能研究女人了”……女性学刚成立就遭到各方批判。学术界对“中立”与“客观”的信仰至今根深蒂固，甚至有人当面对我说：“女性学？那算哪门子的学问？” 当事人研究的立场便是“我就是我自己的专家”。女人最了解女人，那就让我们女人来研究女人吧——女人从学问的客体转变成主体，于是才有了女性学。“我居然能把自己当作研究对象？”我在初次接触女性学时的茅塞顿开还历历在目。因为在那之前，我也一直认定学问就应该是中立和客观的。 所以，问题首先得是自己想问的问题。 研讨组曾有个学生抛出这样的疑问：“老师，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有时候，越是简单的问题，越能直白地引出最根本的答案。我下意识地回答：“就是揪着你不放的东西。”这个脱口而出的回答让我自己都惊讶不已。 从小到大，“身为女人”就是揪着我不放的谜团，所以我决定把它当作研究问题。再加上我的母亲是个家庭主妇，还是个不幸的家庭主妇，我接二连三地发问：“家庭主妇是什么？是干什么的人？”“为什么女人会成为主妇？”“成为主妇会遭遇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家庭主妇”是一个深奥的研究主题。我的著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1990/2009）正是通过家庭主妇，揭露了近代社会的结构。女人当家庭主妇在当时被认为“理所当然”，所以从未有人认真提过这个问题，既有研究也很少。 同理，身为身心障碍人士、在日韩国/朝鲜人、性侵受害者……也可能是揪着你不放的问题。在外国出生长大的日本女性说，“身为日本人”是比“身为女人”更大的谜团。每个人想要解答的问题形形色色，取决于所处的环境和人生经历。遇到自己真正想解答的问题是研究者莫大的幸福。不是自己真正想解答的问题，也无法全身心投入研究。 学问乃极道 我常说学问是一条只求自己痛快、至死方休的极道。有人把做学问比作“穷人的消遣”，但做学问费时费力又费钱，与“穷人”实在不搭。而我之所以用“极道”“消遣”这样的字眼，其实是为了告诫自己：别以为和音乐戏剧等各种各样的“极道”相比，学问能有多少特殊的价值。因为若是不加约束，做学问的人往往会自高自大，误以为学问处于人类各种文化事业的金字塔尖。 提问永远意味着“提自己的问题”。那个问题不能是谁塞给你的。所以我时常提醒那些抱怨研究得不到回报、换不来职位的研究生：“你走的是解答自身问题的极道，问题又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你又能怨谁呢？世上还有比这更奢侈的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