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陈永伟（《比较》研究部主管）
对于经济学的圈内人来说，应该对这三位教授获奖一点儿也不意外。尤其是阿西莫格鲁教授，凭借着其骇人的发表和引用数量，每一年都被各大预测机构列为诺奖的热门人选。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的诺奖应该算是实至名归、水到渠成。不过，挑在今年给他们发奖，多少还有一些戏剧性。正如我们看到的，就在几天之前，诺贝尔物理学奖和诺贝尔化学奖都“跨界”给了AI领域的专家。巧合的是，三位新科得主最近的研究重心也都和AI相关。对此，有人评论说：其实AI才是今年诺贝尔奖最大的赢家。虽然这个说法的本意是打趣和搞笑，却也颇有道理。
获得博士学位后，阿西莫格鲁留校，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师。但一年后，他跳槽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聘任，担任了该校的助理教授。关于阿西莫格鲁入职麻省理工，坊间一直流传着一个逸闻：据说，他在申请麻省理工的教职的同时，也申请了哈佛的。当时，哈佛的招聘委员是一位资深的学者，他看了阿西莫格鲁的简历后，对于他自称可以同时研究众多领域感到十分怀疑，认为眼前的这位年轻人多半是一位心浮气躁、夸夸其谈之辈，因而就没有录用他。不幸的是，他的这一错误判断，最终让哈佛错失了一位当世难得一遇的经济学奇才。ğlar）。这位土耳其部长的女儿现在是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教授，作为合作者，她确实和阿西莫格鲁一起合作了一些文章。不过，即使考虑了她的存在，我们似乎也很难解释阿西莫格鲁的高产之谜。
在职业生涯的早期，约翰逊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金融，尤其是金融危机问题。他的研究揭示了金融机构如何通过复杂的金融工具和过度冒险行为加剧了系统性风险，进而导致金融危机。基于这一系列研究，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成为“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问题的主要批评者之一。此后，他逐渐将研究兴趣转向了对于制度和长期增长问题的关注，并同阿西莫格鲁、罗宾逊一起发表了很多具有影响力的书和论文。最近，他又对AI发展中的制度问题引起了关注，并同阿西莫格鲁一起进行了不少的研究。
罗宾逊：周游列国的学者
经济发展的制度维度
直到2001年，随着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的论文《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一项经验考察》（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发表，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才首次得到了相对科学的检验。
问题是，究竟上哪儿去找这样一个变量呢？为了寻找这个神秘的变量，三位学者翻阅了大量的资料。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成功地找到了这个变量。它就是殖民者在非洲各地殖民时的疾病死亡率。它们指出，一个地方是否适宜生存是欧洲殖民者考虑是否长期逗留的主要因素，而疾病的死亡率则是反映一个地区是否适宜生存的主要标志。如果早期的殖民者认为非洲某地适合生存，那么他们在驻留的同时，会设法引入和宗主国相同的产权保护制度，力争把殖民地建立成为自己的新家园；而如果殖民者认为某一地区不适宜生存，则会本着“捞一把就走”的态度，不可能在这些地区建立产权保护制度。如果这个推论是成立的，那么只要看看各地区早期殖民者的死亡率和这些地区现在经济增长表现的相关性就可以验证制度的重要性。通过精密的统计分析，三位学者发现，各地早期殖民者的死亡率和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有着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他们的论证得到了很好的证实。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给出的解释是，这可能是由于殖民主义兴起导致的制度输入带来的影响。在他们看来，那些古代曾经高度发达的地区通常会发展出一整套严格的社会管理和攫取底层民众财富的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之下，私有产权通常难以得到保护。不过，在前现代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这些因素都不会对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或者说，地理等因素足以抵消这一切。
制度演化的逻辑
那么，为什么“政治科斯定理”在现实中不成立呢？阿西莫格鲁将其归因于第三方保证机制的缺乏。由于缺乏必要的保证机制，政治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结果就难以被严格履行。在这种情况下，各集团的冲突和制度的不稳定就难以避免。因而，要保证制度演进可以以和平的方式演进，就需要首先找到一个第三方的保证机制，但这一点的实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问题
为了描述这个现象，以及刻画由此而产生的利益分配问题，阿西莫格鲁在其1998年的论文《为什么新技术与技能互补》（Why Do New Technologies Complement Skills?）和2002年的论文《技术变迁、不平等和劳动力市场》（Technical Change, Inequality, and the Labor Market）中提出了一套“导向性技术进步”（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理论。
AI时代的权力与进步
早在AlphaGo成功战胜人类的围棋高手之后，阿西莫格鲁就和自己的合作者们就开始对AI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很多其他的研究不同，他的估计认为AI对于经济的影响其实并没有多大，在今后十年，其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应该不会超过0.66%。而与此同时，AI带来的风险则是巨大的。一开始，AI作为一种技能偏向性的技术，可能会在劳动者内部导致收入分配的恶化——高技能者会因此受益，而低技能者则会因此受害。而随着AI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即使高技能者也会成为受害者。因为和过去所有的技术不同，AI发展的目标并不是成为一件与人类劳动者互补的工具，而是彻底取代人。最终，能从AI发展中受益的就只剩下那些研发AI的大型科技公司以及拥有它们的顶级富豪们。而这一切，在阿西莫格鲁等人看来显然是不公道的。
在他们看来，对技术发展的引导根本上是一个对权力结构的调整。在很多时候，技术的发展之所以会损害普通工人的权益，是因为技术的发展方向被完全掌控在了资本方的手中。基于利润的考虑，他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以廉价的技术取代人工，以此来降低成本，至于工人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他们则不关心。因而，要让技术发展能够惠及全体人，就必须打破这种垄断的权力结构。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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