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传播系刘世鼎教授与史唯副教授所合著的新书《情感空间》（Affective Spac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in China 过去一年，刘世鼎陆续在东亚研究知识分享平台“谓无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香港大学全球化与文化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以及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进行一系列新书演讲，但从未以文字形式呈现本书内容。本次专访将围绕本书的核心概念，以及如何将其应用到理解当前世界情势与年轻人所关心社会热点话题上进行探讨。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公众的表达和身份认同受到情感的驱动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这一转变在集体身份的形成和社会动员机制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本次采访中，刘世鼎探讨了情感在政治经济讨论中的地位，质疑了社会与政治理论中普遍存在的理性预设跟偏见，并从“感觉结构”的角度解读当前地缘政治冲突，如俄乌和巴以冲突。同时，刘世鼎分享了他对东亚地区复杂情感结构对区域和解与和平僵局的看法，并探讨了超越愤怒和仇恨、设想新的政治模式的可能。此外，他还讨论了当下青年文化中的焦虑以及东亚语境中的“厌女”现象，从情感和情绪的角度来审视这些现象。这些讨论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理解情感在当代社会中的多重角色。刘世鼎教授在2008年秋季的一个专辑，那是我第一次提出情感空间这个说法。我尝试用一个更丰富和更具包容性的概念来理解公共空间中的文化实践不同类型跟表现形式。那些看似情绪化、粗俗、肤浅、杂乱的表现往往是情绪公众现身之处。 《情感空间》英文书封这本书强调国家机器及政治人物在动员政治情绪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在特定的政治运动及政治语境中，挑起群众对于特定群体或国家的愤怒及仇恨，是确立自身道德合法性跟政治同一性的主要手段。这必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跟负面情绪的加剧。当地时间2024年9月10日，美国圣安东尼奥，观众在观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哈里斯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的辩论时欢呼。 简单来说，政治情绪是一个需要不断投资，就像经济货币一样需要流通和循环才能产生效益。在现实世界这是很难超越的，冷战结束了，国家之间的妖魔化仍旧存在。我觉得政治如果只是停留在巩固绝对的“自我—他者”二元想象，是非常倒退，也是非常悲哀的。当地时间2024年10月9日，加沙地带，巴以冲突持续，一名男子站在倒塌的建筑物前。 情感政权的矛盾也是巴以冲突核心问题，他们各自以宗教跟道德优越性动员民众的愤怒、仇恨、恐惧、绝望及受害情绪，使得友善、信任跟共情无容身之地。军事化只是情感对立的结果，也强化了后者。这种以生存跟正义为名的排他性是如何形成的？我们所看到的极端主义跟右翼政权的宗教观的对立如何形成恶性循环。两者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把对方视为威胁、压迫、伤害我们的生存的邪恶，却又相互依赖对方作为确立自身身份的要素。他们都是通过复仇的快感来召唤民族主义认同，其所遵循的基本逻辑都是：“他们”是可怕的，并且通过“剥夺”威胁到“我们”的生存，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行动，通过各种形式的隔离、排斥甚至暴力来获得自我一致性。 从愤怒政权的角度来说，双方都以受害者的姿态，强调对方如何阻挠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过去的创痛经验使得“永不再发生”塑造了以色列的身份认同，而“绝不投降”则塑造了巴勒斯坦的身份认同。受害者心态正当化了一种末世心态，就是基于对自己的地位跟安全即将毁灭的强烈焦虑、恐惧或悲观态度，推崇无休止的、不惜一切代价的暴力逻辑，以残酷、不留余地的战争达到歼灭对方的目的。当人们认为自己是在为一个更大的事业跟理想而战，愿意为宗教或抽象的国家概念而牺牲时，对话空间急剧萎缩。这也是为什么巴以冲突已经变成了零和游戏，把暴力合理化当作是唯一方法。然而，暴力的创痛会导致双方自我中心主义及心理屏障进一步强化，也给后代留下难以弥合的伤痕。 刘世鼎： 不过这何尝只是当代年轻人的苦恼。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有太多事情是未知的，精神压力。对年轻人来说，就业前景的不明朗及不确定性产生了焦虑讯号。这种焦虑伴随着压力，有的压力是来自于外部，有的则是被内化了，形成一种本能反应以及由内而外的循环。虽然“上岸”像是个人挣扎，但它绝非个人问题。“上岸”的焦虑，不是个人焦虑，而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焦虑。“上岸”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存在性的匮乏感所致。它是年轻人无法自我决定能变成什么样的人所造成的。 但这种社会焦虑能被治疗吗？我觉得焦虑是没有解药的。如果我们不可能完全摆脱焦虑，年轻人该怎么回应焦虑、走出焦虑的循环、与之共处？能够对自己的状态感受保持觉察是很不容易、但是需要练习的。我觉得要意识到一点，人是脆弱的，如果改不了大环境，多善待自己、对自己好一点。聆听自己的感觉，勇敢跟不喜欢的事说不，放手追求自己感兴趣的事。就像我的同事、历史学家王笛所说：如果年轻人被规训得像一个乖乖的小孩，是很悲哀的。不管你是选择面对，还是逃离，最终还是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如果人生跟未来都被固定了，还有什么意思？ 不管是东亚还是世界范围，一个庞大的情感-父权-道德结构，一直压抑着女性表达自己体验的需求，但在具体社会情境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我和我的学生谭艳观察到在日本这样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尽管政府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推动性别平等，由于诸多原因，家庭和社会层面的性别歧视并没有显著缓解。遭遇性骚扰的女性多半保持沉默，理由是“感到太羞耻而无法向他人倾诉”，其次是觉得“只要忍耐下去就会过去”。当伊藤诗织为自己遭遇到的系统性歧视发声时，一些媒体还将伊藤称为“扰乱社会和谐”的“坏公民”。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观中的“耻感”和“忍耐”深刻约束着女性自我表达，以及如何过滤掉女性经验，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其中日本政商媒体结构起到的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社交媒体的确提供了分享经历、曝光、引起共鸣、形成另类学习跟模仿的渠道。我们的书有两章专门讲社交媒体如何提供了一个情感空间，把分散的陌生人、旁观者转变为自觉的、共情的主体。社交媒体正在变成一个不断吸引、积累个人情感经验的空间，让个体把日常生活中的喜乐、挫败、挣扎、创痛分享给他人，从而形成一种带有社会意义的情感流量。人们也许在上面为了各自立场、主张、身份位置争吵，也许就是默默地分享自己刚刚遇到的一件事情、一点感触，但这些留言模糊了个人—社会及公私界限的区分，在虚拟空间上感受到线下生活缺乏的亲密感、归属感。虽然我们不需要夸大这种感觉，但也不能忽视在特定时刻、特定事件情境中，这种线上情感空间起到的能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