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亚当·图兹（Adam Tooze，知名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图兹教授的Chartbook中文版，原刊于微信公号“图说政经Chartbook”。Chartbook是当今英文世界最具影响力的Newsletter之一，每周定期更新，用图表解读全球政经世界的激流与暗涌。）
“对于我来说，这次总统大选可能取决于十五万选民
单靠这一制度并不足以说明我们今日所看见的选举模式。如果各州在政治构成上相似，那么所有州份都将成为摇摆州。18世纪的宪法提供了一个实践框架，但是构成今日美国民主怪象是进一步的差异化、极端化和分类化美国许多州份的选民仅有数百万人左右。这样，同样的逻辑在一个州内仍然有效：这个州将被分立并形成坚实的“蓝墙”或“红墙”选区。这些选区坐落在大城市、小市镇以及农村地区中。这也意味着最终整个大选的结果，将会被全国零零星星的“战场州”中仅仅百千余位选民所决定，而不是整个国家的百千万选民。如果可以最终左右结果的选民数量真的是十五万左右，那么这仅占全体选民的千分之一。这些关键地区的性质为“战场州（县）”或“摇摆州（县）”这样的共同术语所定义着。如果我们想在模糊的政治语言中施加一个明确的区分，战场州指的是选举结果接近的地方；而摇摆州则是指选举结果在两个政党之间摇摆的州，无论胜利的幅度是大还是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战场州是举棋不定的，而摇摆州则以情绪波动为特征。
这三种美国地区选举竞争的逻辑并不互相排斥，它们经常有所重合。它们也并非静态的：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态度是会变化的。结构性变革会产生新的结构，而这些结构又可能逐渐僵化。由此美国人口的自我筛选与分类化成为一种持续性的进程。举一个例子，佛罗里达州曾是一个关键的战场州，但是很少被提及，因为该州已转变成坚实的共和党州，州长德桑蒂斯（Ron DeSantis）政策的激进主义可能进一步推动这种趋势。
我做了显而易见的事情，翻阅了Google学术，寻找有关“摇摆州”和“战场州”的政治科学学术文章。其中最好的是一本2015年编订的关于总统选举摇摆州的合集，书中声称，至少在当时，政治学家对这个话题的关注很少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换句话说，“摇摆州”和“战场州”的概念是政治评论界产生的民间概念。关于选举行为，已经有大量高度复杂的统计工作，但当我试图寻找对“摇摆州”现象的一般性解释时，却一无所获。在提出上述三种理论时，我是在进行一种基于基本原理、粗略的推测。我非常乐意向那些更有见解的人学习。
“包括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密歇根州、北卡罗来纳州、内华达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在内的一些州，是全国政治上最异质化（politically heterodox）的州，这也是它们成为摇摆州的原因。我最近看到左倾的民意调查研究项目Blueprint的一项调查，恰好呼应了这一点。就如他们所说：‘摇摆州选民意识形态是多元化的：他们在移民和犯罪问题上趋于保守，但是他们支持堕胎权，赞成政府干预以控制企业不当行为，尤其是在价格问题上。他们投向那些实用性的民粹主义立场，而并不关心意识形态上的连贯性’，他们同时，‘支持惩罚企业不良行为的政治，然而对政府的过度干预和系统性变革的言辞抱有怀疑。’”
有鉴于此，福鲁哈尔得出结论：
他的胜利基于费城、匹兹堡、哈里斯堡的坚实选民基础，外加对周边郊区的强大吸引力，后者从2018年以来就强力转向民主党。民主党现在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如何稀释其竞选纲领的信息以博得共和党地区选民的支持，而是如何在那些已经站在他们一边的地区进一步提高选票。
“兰开斯特是一个本州内历史上强力支持共和党的县。战后赢得兰开斯特县的民主党候选人数量很少，仅限于1964年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压倒性胜利以及1990年老鲍勃·凯西州长（Gov. Bob Casey Sr.）。沙皮罗距离进入这一名单仅差3807票，在民主党处于上升趋势的地区表现非常出色。至于这一转变背后的动力，我推测，或许因为特朗普标榜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政治与当地的阿米什社区的文化不太契合，导致其共和党支持逐渐缩减。” 的影响，从希拉里·克林顿领导的民主党阵营那里转向了唐纳德·特朗普。这一发现塑造了拜登阵营的关于经济政治的整个理论。在这次大选中，这一策略将被重新检视。
来源：ARCGIS “当深入到县级层面时，会发现摇摆州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居住在那些截至2022年底人均实际GDP（基于最新可用数据）尚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的县。在宾夕法尼亚州，40%的人口生活在符合这一描述的县。而在全美，这一比例接近20%。即使在增长较快的阳光地带摇摆州，情况也十分复杂。由于半导体工厂和人口增长的巨大投资，亚利桑那州享有较强的人均实际GDP增长。但通胀和飙升的住房成本严重影响了家庭预算，这与内华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情况类似。几乎没有哪个州比佐治亚州更受益于拜登政府推动的电动车和电池工厂的繁荣，但新居民的激增也稀释了其增长。”
此外，生活成本
除了种族主义，反移民宣传背后的经济逻辑也与住房相关。这种叙事认为移民流入会推高住房成本。这一点正好切中摇摆州的现实要害。正如彭博社团队评论道：
“比起乔·拜登将制造业和蓝领工人工作视为其经济计划的重点，哈里斯则将重心转移到降低住房成本以及增加住房所有权的机会。”
这确实反映了摇摆州所关切的现实情况：
“传统理解通常认为，要抓住这些摇摆选民的心智，关键在于承诺复兴制造业……然而如今，住房可负担性更可能在选民中间产生更有力的反响。彭博经济的计算显示，自2016年以来，在阳光地带州，例如亚利桑那、佐治亚、内华达和北卡来罗纳，中等住房的按揭支付成本差不多翻了一番，达到了收入中位数的三分之一或更多。在产业州，例如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中位数家庭将其收入的大约五分之一用于支付中等价位房屋的按揭贷款。自2016年以来，这些州的住房成本也近乎翻了一番。”
而在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等工业州，购房按揭的中位数家庭支出大约为其收入的五分之一。
这种分析是否否定了一种相对少量的人口将决定影响世界的选举结果的反常现象？并非如此。像这样的微观分析是否说明在这些关键选区的选民决策将会被更大的全球政治关切所驱动，而这些全球问题可能最终被白宫内的现任政府所决定？当然不是。
民主制度从来不会承诺或者实现这一点。它所实现的则是一种政治进程：至少在当前的选举时刻，竞选活动的重点是，基于研究、地方专家的意见和最佳猜测，向一小部分“普通美国人”传递信息，试图回应他们日常最紧迫的关切。所有事情都被这些看似简单，但实际上难以捉摸的问题所推动着：这些人关心什么？哪些因素会使他们这样而非那样投票？或许有人希望看到更多辩论，希望能够通过与理性讨论改变别人的观点。但是这并不是游戏的玩法。问题是，我们应该按下哪个话语按钮。
当我们等待11月5日的选举，以及这之后的结果时，我们被强迫去关心这一问题，因为太多东西取决于此。这并不令人振奋。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让人感到十分丑陋。但是在宪法的华丽辞藻、权利和投票程序上的法律细节以外，正是这一问题——在其所有的紧迫性、开放性和任意性中——定义了现实中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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