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10月2日，《上海书评》刊发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计庆海对《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布莱恩·莫钦《机器中的血》（Blood in the Machine: The Origins of the Rebellion Against Big Tech卢德派之歌[英]乔治·戈登·拜伦海外自由的儿郎买到了自由，付出鲜血我们，不自由便阵亡把一切国王都消灭除了我们的卢德王等我们把布织完梭子换取利剑就要把这裹尸布扔向脚下的独夫用他的腥血为丧衣上浆那颜色黑如他的心肠因血管腐烂成泥土但血水却能当朝露浇灌卢德所栽培自由常青树（Richard Lansdown, “Byron and the Carbonari,” History Today。12月24日，拜伦给托马斯·穆尔（Thomas Moore）写信，询问英国纺织工人捣毁机器的人们目前情况如何，信中附寄了这首《卢德派之歌》——英国诗歌史上第一篇直接号召工人起来同压迫者做斗争的诗篇（译文和引文参考了《拜伦抒情诗选》，杨德豫译，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201页）。 然而，这并不是卢德运动的本来面貌。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不应对卢德派提出超越历史阶段的过高要求，十九世纪初的英国纺织业分散在全国各地，这使得举行大规模罢工变得不切实际，因此他将卢德派的机器破坏行为称为“经由暴动的集体谈判”（collective bargaining by riot）——一种策略性的政治武器（E. J. Hobsbawm, “The Machine Breakers,” Past & Present。在当时，捣毁机器、散播恐吓信和传单，都成为将分散各地的纺织工人“编织”在一起的框架性（framing）活动。换句话说，纺织工人捣毁框架织袜机（Stocking frame）的过程，却同时“发明”了将活劳动者“编织”起来的框架机器——形成跨地域的集体行动和阶级认同，形成基于道德经济的生产关系组织，也形成经由习俗和律法去治理现代技术的政治诉求。阿尔弗雷德·埃尔摩（Alfred Elmore, 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绘《织布机的起源》（
The Origin of the Stocking Loom 不要再吟诵你那关于勇敢的罗宾汉的古老韵文了，他的壮举我几乎没有什么钦佩我将歌颂卢德将军的功绩现在诺丁汉郡的英雄（Kevin Binfield ed., Writings of the Luddites《卢德派的写作》（Hunting a Loaf节选：狩猎面包各位德良达贤，祈求听我一言，莫再称其为叛乱，最近大人怪罪，使我颅裂骨碎，我已经伤痕累累。啦啦啦啦啦啦德比既是如此，诺丁汉亦如此，可怜的人都被送进牢圄，听闻有位强者，名为奈德，摧毁了无数框织机。啦啦啦啦啦啦无工无禄，哀哉呜呼，穷人将要活活饿死；若敢偷盗，即刻入牢，等待的是依法处死。啦啦啦啦啦啦我去年此时起，就变得很怪异，国家使我感到悲伤沉重；我上走下奔，跨村越镇，只为用一先令买一个大面包。啦啦啦啦啦啦……标题为“干得好，内德·卢德”的诗歌，诺丁汉郡档案馆M297）。该法案欲将死刑适用于机器破坏罪，拜伦讲道：改进后的织架的所有者受到了相当大的伤害（来自卢德派）。这些机器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优势，因为它们取代了雇用大量工人的必要性，这些工人因此而饿死。特别是通过采用一种织架，一个人完成了许多人的工作，多余的工人被淘汰出局。然而要注意的是，这样完成的作品质量低劣，在国内卖不出去，只是为了出口而匆匆赶制出来。在行业中，它被称为“蜘蛛活儿”（Spider-work）。（R. C. Dallas, Recollections of the Life of Lord Byron 纺织的历史，同人类记忆铭写系统（inscription）的历史一样古老，织物的改良贯穿了“第三持存”的演化。从纺织机到计算机，口头歌谣被数字技术取代，活劳动被死劳动取代，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取代。当卢德歌谣在欧洲的时间线索中被穿孔卡片所取代的时刻，也正是计算机的现代原型——法国雅卡尔自动提花机（Jacquard machine）——开始出现，以及工业革命的生产力开始排斥人口和文化技艺，使得机器与活劳动逐渐分离的时刻。简而言之，算法之中没有歌唱。雅卡尔自动提花机（关于卢德传统在不同文化中的秘密传递，参见Nicols Fox, Against the Machine: The Hidden Luddite Tradition in Literature, Art, and Individual Lives，且在不同的时空织体中蕴藏着无数反戈一击的机会与通往未来的线索。尼科尔斯·福克斯著《反对机器：文学、艺术和个人生活中隐藏的卢德传统》（与陈钟毅合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98页）中曾提到这样一个故事：在明朝陈汝锜的《甘露园短书》卷五中记述了万历年间一般丝机的花机工人的配备。每机需要织工一人，挽花工需要二至三人，因为综的数目特别多，除了挽花匠以外，花机有时还需要一名纬穗匠。花机操作时的人越多，配合协作的问题就越大。于是生产者预先根据花纹算好经数，把提综的数字顺序变成歌诀，由织工唱出，算是指挥协作的口令，也就是一边唱一边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经由歌谣的吟唱，花纹的养成、人的养成与艺术的养成达成了某种综合。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中式赛博格”问题提出。在这个“江南未来主义”的替代性时空中，歌谣—技艺—编程—织工与社会的协同，经由长江下游的丝织业交织在一起（对人机协同问题的更详尽的阐述参见笔者于2020年在中国美术学院主办的“天问”论坛演讲《作为媒介史的人机协同》）。《甘露园短书》你可以把人民称为暴民，但不要忘记暴民常常说出人民的情绪。（Recollections of the Life of Lord Byr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