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把我们最熟悉的橡胶农作物景观联系在一起：工人被残酷的工头禁锢在原地；树干被切开、被榨干；森林被砍伐，从而为种植园腾出空间。研究橡胶的暴力历史将对关于人类、植物或土壤能动性的叙述的中立性提出质疑。对暴力的重视迫使我们进入关于能动性与权力的讨论的核心：“暴力迫使人和事物做出不受欢迎的行为。”这意味着权力的实施者也会受到限制。橡胶的故事揭露了人类行动者的可怕真面目，正是因为人类在亚马孙或者东南亚的暴力行为，欧洲的自行车和美国的汽车才能顺利行驶。他们在现代世界的流动性和对殖民地居民的无情剥削之间建立了深厚的联系。但他们也敦促我们超越纯粹的恐惧，关注那些显然被暴力的实施者剥夺了能动性的行动者。森林里的橡胶 从热带丛林中提取商品并将其投放到国际市场的商业模式，非常吸引那些乐于收购此类公司股份的英国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兴高采烈地购买了该公司的股票。只是劳动力问题仍然令人苦恼，当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激励措施来说服人们在雨林尽头的工棚里安顿下来。除了从雨林中央的150多棵树中采割橡胶汁，割胶工人还要负责固化这些汁液，在自己的棚子里燃烧乌库鲁里果来熏制橡胶，这种做法会产生有毒的碳酸烟雾。割胶工人需要旋转一根涂有橡胶液的棒子，每天用三个小时的时间将棒子反复地浸入橡胶汁并旋转，从而让硬化的橡胶块越变越大，最终制造出质量为50磅的硬化橡胶球，为运往下游的伊基托斯做准备，然后再从那里将橡胶运往亚马孙盆地的一个跨洋港口。 凯斯门特被当之无愧地誉为人权的早期捍卫者，他谴责了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现代技术的结合导致的新形式奴隶制度：“轮船和蒸汽发动机，现代军备以及现代政府的全部布局都对［奴隶制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股票赌博和股票市场则是该布局的主要内容。”这个概括性结论不仅来自凯斯门特在亚马孙的所见所闻。在巴西和秘鲁的经历之前，他已经撰写了一份关于刚果自由邦的报告，刚果自由邦当时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Ⅱ）的私人殖民地，也是19世纪欧洲分割非洲的缩影。凯斯门特所描述的暴行包括欧洲工头的惯常做法：对于那些没有从雨林中的胶藤上采集足够多橡胶以完成配额的刚果人，欧洲工头会砍掉他们的双手作为惩罚。殖民地武装警察——治安队在刚果橡胶产区实施的极端暴力导致人口灾难性减少，从1880年的2000万左右减少到1911年的850万。凯斯门特报告的内容还不是最可怕的。新教传教士详细地讲述了独木舟满载着熏制过的人手，给食人犬喂食的故事，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他最著名的一部长篇小说中，带领读者沿着刚果河而上，给他们展示了一座比利时堡垒中装饰着人类头骨的花坛：欧洲人在刚果发现了他们的“黑暗之心”。 天然橡胶 小农的能动性 20世纪80年代，亚马孙地区巴西割胶工社区的实践价值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奇科·门德斯（Chico Mendes）是来自东北部的旱灾难民的儿子，也是阿克里州的一名割胶工，他将当地的劳动力需求与美国和欧洲日益高涨的环保主义联系起来，后者对热带雨林的大火及其给生物多样性带来的损害表示担忧。门德斯和他的割胶工联盟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即他们收割橡胶的做法促进了森林保护，同时也使当地社区的经济得以维持，他们将这一案例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并得到了官方认可。巴西政府于1990年首次划定了“割胶保护区”，用于防止牧场边界的威胁性扩张导致热带雨林的减少。“割胶保护区”这一尴尬的概念让人们认识到，对自然区域和人造区域进行严格划分，实际上会破坏亚马孙雨林，而橡胶农作物景观有助于保护雨林。如果把亚马孙河流域看作旷野或者丛林，就无法想象该地区的树木分布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美洲印第安人刀耕火种的耕作实践决定的，这些耕作实践促进了植物的某些联系，同时阻止了其他植物的繁殖。这并没有把亚马孙雨林变成人造种植园：林间空地寿命很短。这种观点反映了门德斯和割胶工工会是如何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拒绝将世界划分为“被动的自然”和“主动的人类”的，他们认识到了组成农作物景观的元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橡胶树在保障阿克里州居民的生计方面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阿克里州居民反过来又对保证树的生存和繁殖至关重要。不幸的是，1988年，奇科·门德斯被一位下定决心要破坏森林和森林生物的农场主杀害。21世纪，这种残酷的事情只会变得越来越普遍，这证明了巴西的橡胶农作物景观仍然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地方。（本文选摘自《世界文明中的作物迁徙》，[英]白馥兰（Francesca Bray)、[美]芭芭拉·哈恩（ Barbara Hahn）、[印]约翰·博斯克·卢杜萨米（John Bosco Lourdusamy）、[美]蒂亚戈·萨拉瓦（Tiago Saraiva）著，于楠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丨中科书院2024年10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