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掌浙江大学之初，竺可桢如何在有限的约束框架之内腾挪，为浙江大学招揽人才，又如何借助与翁文灏、朱家骅，尤其是陈布雷等人的私人交谊，竭力争取经费，是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它凸显出民国学术界纷纭的人事关系，也体现了竺可桢的治校风格与个人特质。（《竺可桢全集》6，44）（《竺可桢全集》6，63）（《竺可桢全集》6，69）（《竺可桢全集》6，276）
在如此这般的运作之后，1937年6月11日，竺可桢在南京中研院与朱家骅会面。朱告诉竺可桢，“英庚款已决定给与浙大三年十五万元，作为建筑科学馆之用，但气象研究所请四万元作为购置无线电发报之用则未通过，因上海物理等三所亦请款为继续从前工作，不能不给，因此南京各所均未得到。”竺可桢（《竺可桢全集》13，414）（《竺可桢全集》6，59）（《竺可桢全集》2，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竺可桢全集》23，222）（《竺可桢全集》23，161）（《竺可桢全集》23，264）
张其昀本人钟情于“史地合一”的理念，这也获得了竺可桢的支持。张晚年仍致力于完成34册的《中华五千年史》，可说是对这一理念的重要实践。（《竺可桢全集》6，63）
第二天中午，他受周企虞之邀到杭州市府镜湖厅午餐，“到英庚款委员会诸人，叶恭绰（誉虎）、颜德庆（季余）及陈宝珍女士均到。膳后三点偕Calder Marshall（当时为上海英国商会会长）参观工学院约一小时。”（《竺可桢全集》6，166）（《竺可桢全集》23，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
不过如据李宗仁事后的回忆，陈济棠所主导的“六一运动”，一开始便没有得到广西方面的实际支持，看似兵戈将起，其实只是纸上文章。很快，陈的下属便纷纷投奔“中央”。到了7月13日，陈济棠被南京方面免去本兼各职。陈济棠见大势已去，便于7月18日逃到香港隐居。翁文灏与竺可桢等人的担心只是杞人忧天，对政局实际运作了解不深而致。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各界都表达了强烈的抗日主张，高等教育界自然也不欲落人后。8月1日上午，竺可桢到教育部与梅贻琦、胡适等人讨论以教育界人士名义发电报给国联文化合作委员会，通报日军行径。下午，他与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西滢（字通伯）又将楼光来所拟之电稿带至教育部，与胡适、傅斯年、梅贻琦、朱经农、段锡朋、周炳琳等人商议，并经胡适修改，再打字后发出。第二天，《申报》等即刊载了相关消息。
对竺可桢来说，这些事虽然只是小插曲，却也可从中看出，大学校长一职与中研院下属的研究所所长毕竟不同，竺很难完全置身象牙塔内，做一位纯粹的“科学主义者”。
至于其他的社会交际，自然更是络绎不绝。5月17日，他在天香楼（位于今延安路和邮电路南侧）开哈佛同学会，为母校捐款并成立分会。“到赵真觉、桂铸西、程世抚、毛启爽、贺懋庆、梁庆椿、沈秉鲁等十三人。”
5月19日晚，他又与蒋梦麟、周企虞、赵华煦、方青儒及郑晓沧等人在天香楼晚餐，这是他前一天浙大校长就职典礼之后的餐叙。
竺可桢到浙大工作不足一月，已经是应酬不绝，频繁来往于杭州各大餐馆之间，其中去的较多的杭帮馆子则有太和园、天香楼、楼外楼等。
从1931年的杭州餐饮业经营销售数据来看，开业于1896年的聚丰园（抗战胜利后改名为中国酒家）是当时杭州饭馆之最，其规模远在其他同行之上，宴宾楼次之，不过这两家都属于老牌京菜馆。在杭帮菜中，天香楼、楼外楼、太和园三家的经营情况在伯仲之间。
楼外楼创建于1848年，历史最为悠久，当时位于孤山南麓的俞楼东侧，一开始只是三间平房，到了1910年翻修后，才成为三层的楼厅。
天香楼成立于1927年，位于今延安路与邮电路的南侧，是一座三开间带楼层的门面。该楼兼收各家菜系之长，很快便生意兴隆。据说金庸当年在杭州担任《东南日报》记者时，也常光顾天香楼，品尝那里的陈年花雕。
而从竺可桢1936和1937年的日记来看，他赴宴最多的地方还是太和园和天香楼，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场面，如他在校长就职典礼后的招待宴（天香楼），宴请中英庚款委员会各位委员（太和园），召开哈佛同学会（天香楼），以及8月4日姜立夫与胡芷华（胡刚复之七妹）的订婚宴（太和园），9月16日晚宴请浙大新聘教授与讲师（太和园）等。相较而言，他赴太和园的次数似乎更多一些，一年多的时间里至少有十几回，去楼外楼的次数则不过四五回。
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之后，楼外楼和天香楼被保留了下来，尤其是楼外楼，因其悠久历史与所居地理位置的无可替代性，成为杭州餐饮的重要标志。可如果回到1930年代，当时的天香楼与太和园尽管成立时间还不长，却因其菜式的创新与独到服务，已经后来居上，胜过楼外楼一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