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殖民地时期的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乔瑜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271页，98.00元一（241页）。 作者针对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学术史梳理，展示了相关研究的流变。她不仅关注了澳大利亚学界的成果，也广泛参考了英帝国史与美国史同行的作品，说明自己的思考建立在既有实证研究基础上，但不再是讨论“农业发展史的某个方面抑或某个独特的生态因素”，而是“更加整体、系统地讨论农业发展与澳大利亚本地独特生态环境的有机联系”。作者表示要充分尊重原住民的能动性，但也不必矫枉过正，低估殖民社会的生态反馈和调节。此外，她要跳出农史研究中过分的“科学化”窠臼，也重视“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文化研究”。作者所采用的农业概念是广义的，包括农林牧副渔，但以“灌溉农业、畜牧业和小麦种植业为重点”，因为这三个农业生产部门在澳大利亚农业发展史上至关重要且极具代表性。（19页）这是实事求是的判断。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作者采用了环境史研究必需的基于档案的历史叙事方法。在叙事的基础上，也采用了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的方法。不仅如此，作者还借鉴了自然科学的理论并整理或引用了相关历史数据，充分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自觉。二影视剧中呈现的澳大利亚牧场的旱季和雨季三 通过对一种自然现象的知识生产而非现象本身的考察，作者提示了一种理解澳大利亚殖民地历史的新思路。事实上，这种思路不仅有益于澳大利亚史研究，也有助于开拓英帝国史研究新思路，甚至能启发更广义上的有关现代经济开发活动史的研究。 约翰·麦克尼尔在《太阳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中认为，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其改造自然环境的最大动因，在澳大利亚当然也不例外。不过，透过这种显而易见的现象，环境史学更需要思考人类社会与环境互动的具体方式、程度、特点与动机。乔瑜的研究说明，看似是现实需求在驱动人类改造环境，但人类对环境的观感同样刺激决策。人类未见得不敬畏环境或者无视环境挑战，但常常是根据对客观环境的片面认知发起改造环境的实践，结果造成意外后果。由于自然环境与生态体系的复杂性，人类需要长时间的验错与调适才能与环境建立恰当的互动，比如澳大利亚原住民是在数万年的时间中确认了这里不便发展定居农业，但是在外来物种、工具与科技的助力下，殖民者对自身价值观与自然观极度自负，力图在数十年中就创造出符合故乡标准的新世界。所以，殖民者会无可避免地误判新环境，为改造环境的实践付出重大代价。澳大利亚殖民地围绕克服干旱这一课题竭力干预环境、钻研气象并打造应对干旱的制度，自诩为改良自然，其实是以巨大的经济与生态成本去支撑资本主义的生计。这对于后续的研究颇有启发性，因为类似逻辑的案例还发生在同时期英属印度的森林里、南非的草原上，以及欧洲海外殖民地的各个角落。不仅如此，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思路去重新审视这一时期但主要是此后出现的更多宏大的自然改造活动。在增进人类福祉的大旗下，不惜以削足适履的方式驾驭自然，常常也会成为社会灾难的诱因。 不过，《澳大利亚殖民地时期的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一书也存在一些值得改进的问题。首先是全书结构略显分散，内容有机整合不够，围绕干旱议题展开的理论与个案研究显得有些错乱或赘述。比如关于殖民者抵达之前澳大利亚自然环境与原住民生计的介绍，并没有特别围绕干旱这一贯穿后文的主题展开。第四篇内容有些突兀，关于澳大利亚水资源实际条件的最新判断和灌溉农业的经济学分析、原住民水利问题等，其实可以融入第一篇，而关于华人移民水资源利用的少量讨论，也可以整合入第三篇中。 其次，本书主要内容围绕干旱和水利议题展开，但书名给人的感觉则应该包含更多的议题。事实上，澳大利亚殖民地农业的发展固然与供水及治旱问题密切相关，但影响其发展的另一个重大瓶颈在于土壤肥力匮乏，因此改良土壤和补充肥力同样是澳大利亚农业环境史研究中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尤其是这里涉及大量进口肥料，进而造成环境问题的国际性辐射，而本书对此几乎没有提及。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一本学术专著做得面面俱到，但这说明农业环境史研究依然存在进一步的开拓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