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重点关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典地中海”的发展。
腓尼基人为新网络的建立提供了主要证据，他们不仅在今天黎巴嫩的土地上开创了商业路线，而且在远到北非的地方建立了子城（殖民地是一个最好避免使用的词，因为它意味着可以远程控制）。在那里，他们建立了Qart Hadasht，也称“新城”，后来被罗马人称为Carthago（迦太基），并最终在西班牙水域建立了更多的二级中心。腓尼基人理所应当被视为中东、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宏大文化的传播者，他们分发这些文化的产品，甚至更重要的是，在自己的作坊中仿效这些文化。商业哨所应运而生。通常，这些哨所位于近海岛屿，或至少坐落在腓尼基人和其他寻求贸易之人的领域边缘，如位于西西里西海岸的莫特亚（Motya）是腓尼基人和迦太基商人的重要交易基地。对安全的需要和成为自己小飞地主人的愿望驱使了这种行为。商人和文字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腓尼基字母是希腊字母的祖先，它打破了祭司和其他上层群体对书写系统的近乎垄断，在那之前，书写系统非常复杂，甚至是深奥难懂的，因此出现了一种适合商人需求且容易阅读的书写系统。字母表向西传播成为地中海早期历史上的伟大主题之一。
竞争和贸易战是反复出现的现实。但也有相对稳定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和叙利亚并建立希腊统治之后，东地中海地区形成了一种混合文化。托勒密时期的埃及统治者延续了古埃及人关于国家控制经济的观念，但他们也通过亚历山大大都市与更广泛的地中海地区建立联系（在法老统治下被忽视），亚历山大港是希腊化时代希腊人、犹太人、科普特人和其他许多人的故乡。这些联系既有经济上的——托勒密王朝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海军——也有文化上的。尽管存在着种族和宗教的矛盾，但亚历山大图书馆仍体现了希腊化世界中发展起来的文化统一性。希腊化时期是为罗马帝国，甚至为拜占庭帝国奠定基础的时期，因为在东地中海涌现了一种以希腊语为基础的城市文明；与此同时，真正的政治权力已从独立城邦之手转移，落入地方君主之手。像对古埃及女神伊西斯（Isis）这样的宗教信仰的传播，证明了古代地中海地区人口和思想的流动。在政治上，罗马取得了胜利：公元前1世纪中叶希腊和迦太基的沦陷巩固了其对地中海的政治控制；在埃及，罗马统治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其经济利益。公元前1世纪末，埃及、非洲和西西里的著名小麦贸易支撑了罗马，尽管从西西里岛进口食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在试图保护母城的利益与维护地中海沿岸的大联邦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关系。诸如高卢、英国和西日耳曼尼亚等地区处于帝国的边缘，帝国的中心首先在罗马，然后向东迁移到君士坦丁堡，从而增强了东地中海地区古希腊土地的经济活力。这是一个城镇星罗棋布的地区，长期以来，这里经常进行着密集的商业交流，即使在伊斯兰教出现和7世纪拜占庭时期埃及和叙利亚灭亡的时候，这种交流也仍继续存在。
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下，一个从西班牙和摩洛哥到埃及和叙利亚的共同市场建立起来，同时与东地中海和意大利南部的拜占庭世界保持着密切的商业联系。希腊和伊斯兰世界在高雅文化领域有着重要的联系，阿拉伯译者通过阿拉姆语翻译将希腊文本保留下来，在更小的范围内，东正教（和“异端”）教士、僧侣与犹太人，当然还有越来越多的穆斯林一道，在伊斯兰土地上形成了丰富的混合文化。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地中海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大主题：有时，就像在这一时期一样，地中海作为文化和宗教融合的舞台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相互包容。 然而，情况并非自发如此：东部基督教僧侣抵达早期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推动了当地基督教徒公开谴责伊斯兰教，由此引发了科尔多瓦烈士危机（Martyrs of Córdoba），严重破坏了8世纪安达卢斯（Al-Andalus）地区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关系。
随着我们跨过1200年，地中海的历史也日益成为基督徒之间激烈竞争的历史，如在13世纪初威尼斯和热那亚为争夺克里特岛的斗争，或在1284年的梅洛里亚战役中，热那亚击败了宿敌比萨，一度控制了盛产铁的厄尔巴岛。东方的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是十字军东征的牺牲品，尤其是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洗劫君士坦丁堡时，拜占庭首都自此再未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再往西，由于撒丁岛的谷物、奶酪和皮革颇具价值，于是加泰罗尼亚人和热那亚人为争夺撒丁岛的控制权而进行了血腥的战斗，没有一个人幸免于这场战争，包括敌舰上的水手和乘客也惨遭屠杀。
人们总是倾向于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斗争来理解16世纪和17世纪，其特点是西地中海残酷的海盗活动的卷土重来（巴巴罗萨·海雷丁〔Barbarossa Hayrettin〕的“巴巴里海盗”可与基督教海盗如罗兹骑士团和马耳他骑士团相匹敌），以及北非沿岸西班牙战役的爆发。1565年对马耳他的围困和6年后的勒班托战役（battle of Lepanto），将地中海分裂为受西班牙和土耳其两种势力影响的地区，因为土耳其无法控制马耳他以西的海域。然而，在这分裂的表面背后，旧的统一仍然存在：由于西方人表达出对土耳其事物的迷恋，东西方通过利沃诺、士麦那、杜布罗夫尼克，甚至文化联系形成的贸易由此而建立；17世纪，西班牙专注于其他地方（美洲、意大利和北欧）的政治问题，而法国国王从16世纪初开始就与奥斯曼帝国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这个时期的地中海地区就此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包容性。因此，即使在这一时期，我们也需要把地中海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利沃诺和士麦那向所有宗教信仰的商人开放，在这些城市中，政治斗争常常被抛到一边，让位于交易和利润；15世纪末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流亡的犹太人后裔在这两个城市的成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杜布罗夫尼克（拉古萨）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因为它在连接西欧和奥斯曼巴尔干半岛之间起到了“枢纽”的作用，并在土耳其境内享有特殊的政治自治。该城的地位上升，并拥有地中海最大的一支商船舰队，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拉古萨市政官员向奥斯曼帝国纳贡的决定不谋而合。然而，这些成功是非地中海列强进入地中海的前奏：16世纪末，英国和荷兰的海盗已经在地中海活跃起来，到18世纪，地中海正式成为一个列强活动于远洋之外的主战场，例如最早开始于18世纪初英国占领直布罗陀海峡和米诺卡岛（Minorca）的行动。18世纪末，地中海成为拿破仑时期法兰西和大英帝国海战的主要战场。
与此同时，地中海以新的方式进入欧洲人的意识之中，作为希腊的发源地，由此它也被认为是欧洲文化的发源地。1900年前后，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和阿瑟·伊文斯（Arthur Evans）在迈锡尼、特洛伊和克诺索斯的发现证实了这些观点。显然，希腊世界的历史比任何人想象得都要久远。从奥德修斯（荷马）时代开始的地中海旅游历史，至20世纪末达到了大规模游历的顶峰，地中海成为欧洲和美国所有社会阶层的游乐场。从记录上看，飞行旅行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第一批是从英国和德国直飞马略卡岛；佛朗哥政府鼓励西班牙海岸线的迅速发展，甚至是过度发展，并希冀于找到让西班牙在政治和经济上与欧洲脱离的办法。20世纪末，旅游业呈现出一种新的特征，廉价的航班使前往地中海城市的费用比在本国乘火车还要便宜，至少对英国人来说是这样。旅行是大众化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关注于参观散布在地中海周围的古代庙宇和中世纪或巴洛克式的大教堂：在马略卡岛、莫纳斯蒂尔或米克诺斯（Mykonos），海滩比博物馆更吸引人。在20世纪下半叶，两项在技术上相距甚远的发明改变了地中海和欧洲北部之间的关系：飞机和比基尼。
（本文摘自杰里·H.本特利主编《牛津世界历史研究指南》，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