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季的一天，陈思和走进复旦大学报到，望着毛体字题写的校名，若有所思。多年之后，他写下了“癫张狂素新毛体，名校龙蛇溯远长”（《七十自咏·复旦大学》）的诗句。当陈思和举步迈入“龙蛇远长”的复旦学术传统之际，崭新的事业画卷正渐次展开。那一年，他二十四岁。陈思和在讲台上1990年代，陈思和（左）与贾植芳先生（右）。王晓明与陈思和。陈昶 图1990年代初，陈思和（右）、李辉（中）与巴金（左）。陈思和“编年体文集”
三
1993年，知识界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其触发点是市场化、商品化冲击下，人文精神出现的危机。陈思和个人意见的集中表述可参考《关于人文精神的独白》（收入《犬耕集》）、《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一封信——致坂井洋史》（《天涯》1996年第1期）。在他看来，人文精神讨论是文学界自身引发的对于未来精神走向的激烈争论，看上去是一场理论探讨，但理论的落脚点则应该回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大潮中，知识分子如何保持和发扬原有的精神传统，找到自己的民间岗位。论文《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刊于同年《上海文化》创刊号，将转型期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概括为三种意识：失落了的古典庙堂意识、虚拟的现代广场意识和正在形成中的知识分子岗位意识。该文是陈思和关于现代知识分子课题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反思“五四”知识分子广场意识的虚妄与偏狭，并不是要取消知识分子的精英传统，而是希望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对自身的处境立场、工作岗位有更加清醒和更加积极的体认。所谓“岗位”，一方面是指知识分子的具体职业，当然在谋生之外，还包括了学术责任与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孕含了一层更为深刻与内在的意义，即知识分子对文化传统精血的维系与发扬。这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具体而微的工作中有“上出”的旨向，而超越性的精神则融化于普普通通的岗位中；这甚至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概括，而必须通过生命实践来践履。
所以，对于“人文精神”作观念史的梳理（很多人去考较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是无法贴近这场讨论的，我们不但要关注当时发言者的“言”，还要看起于行的“行”。陈思和对于人文精神讨论的主张与介入，恰恰见出其实践型知识分子的本色，“人文精神终究是在社会实践中的人文精神，并没有一种外在于知识分子实践的人文精神完美地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本来就没有什么现成答案，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自觉地在实践过程中去探索”。陈思和在人文精神讨论的同一年发表《现代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复旦学报》1993年第3期），为人文精神找到一个落脚点和具体岗位。1994年，在其努力下，“火凤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成立，在1990年代最艰苦的出版环境中，推出“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火凤凰文库”“火凤凰青少年文库”，后续还有“火凤凰学术遗产丛书”……这几套书系有不同面向——提携文学新人、承接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学术风骨、青少年人文教育，建立起完整的薪火相继、承前启后的格局，正是理论探讨之后的“起于行”，在新环境中借助出现的新力量，寻觅弘扬人文精神的契机。陈思和的学术实践活动，包括著书立说、编辑出版、教书育人，有意探索三者之间达致圆通的可能性，以此来把握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
与北大、清华的校园传统相比照，陈思和发现复旦大学尤具“草根精神”（因反对教会垄断教育而创立），且与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有着根本上的精神沟通：“草是最软弱最卑贱的东西，它看上去微不足道，决不鲜艳夺目，但草之根却是最坚韧最易于生长的，象征了顽强的生命力。这种精神在学术为显学的时代里并不受人们重视，但是一旦学术在政罗教网中失去了应有的尊严与地位时，这种草根精神就变得重要了，有时可以成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们的精神支柱。”（陈思和：《复旦的精神》）
这样的表达，已不仅是对历史的命名，更有对未来的期望；已不仅是对身外传统的总结，更是将生命旅程中萃取来的理想镌刻进了校园。2024年2月，陈思和行将退休。但学术探索远未终结，作为“复旦大学人文社会学科传世之作”项目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与话语创新》正在井然有序地推进，这是陈思和学术历程的集大成与总结之作。“红日晚霞余万里，青丝云露更妖娆”（陈思和：《七十自咏·登高》），七十岁的陈思和，百尺竿头的矫健身姿，恍若回到当年初入复旦校园之际。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