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陈杨界面新闻编辑 | 谢欣
再往前，刘勇军既在先灵葆雅、阿斯利康担任过研发高管，也曾被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聘为Vivian L. Smith杰出讲席教授、免疫学系主任、癌症免疫研究中心创始主任，被贝勒研究所聘为首席科学官和贝勒免疫研究所所长。
另一方面也可见，其最初的产品走的还是fast follow（快速跟随）之路，并非更兼具风险和收益的创新模式，在商业化阶段也就难免陷入内卷和价格战。这从首批国产PD-1上市、进入国家医保可见一斑，研报中的千亿级市场几年间就缩水了三分之二。
据行业媒体《·E药经理人》·2021年的报道，刘勇军也将信达生物视为自己职场的最后一站。入职后，他做了三件事：定方向、梳理管线、招人，而目标是“接下来10年，为信达‘钓’到两个Blockbusters（重磅新药）。”
到同年8月，信达生物则牵手第三家MNC赛诺菲，“无首付款”地引入了两款临床阶段资产，并获得后者股权投资。其中，赛诺菲以20%的溢价购入价值3亿欧元的信达普通股，此后还可能再购入3亿欧元信达普通股，同样溢价20%。收缩与调整也在进行，并持续到2023年。除了精简人员，一些资产也在信达生物的管线中消失。
但当下，包括信达在内的一众国内创新药企仍需回答，下一个像PD-1、GLP-1这样堪称药物研发里程碑、也给药企带来丰厚回报的分子是谁？
这其中，引进产品占到绝大部分，也就是信达生物多仅有中国区权益，又无一产品能达到信迪利单抗20、30亿元的销售额水平。至于市场目前最关注的GLP-1R/GCGR双靶点药物玛仕度肽，同样引进自老朋友礼来。
换而言之，信达生物能在国内分得多大蛋糕还未可知。而随着刘勇军退休，2020年起的“十年之约”行至半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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