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拥有“特殊地位”的华尔街“中国通”3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集体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苏世民 视觉中国 资料图苏世民书院 微博@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 资料图苏世民在中国 图片来自苏世民的微博 他之所以成为现在的苏世民，不是因为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特殊兴趣，而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走向开放的中国和过去保持着对华开放心态的美国共同为他提供了扩展商业帝国的机会，促使其形成了“黑石集团乃至美国都可以通过中国的成长而成长”的认识。就此而言，苏世民是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产物，也是跨国经济和社会联系能够增强两国相互理解和信任的理论假设之证明。与20世纪70年代的基辛格和尼克松不同，苏世民对中国的重视并非出于应对其他国家的需要，而是为了与中国打交道本身而与中国打交道。这是苏世民能够在过去八年美国政治的反华逆风中始终坚守知华友华立场的重要原因。 与从学界进入政界，再从政界进入商界的基辛格不同，苏世民的影响力基础是在商界特别是华尔街，这使其更能够直接在巩固和增强中美经济联系上发挥作用。在美国反华势力看来，当今中国和冷战中苏联的差别就在于前者已经“深入自由世界的高墙之后”，因此要想套用冷战经验遏制中国，就必须先清除中国与外部之间已经建立的联系。美国政府和国会的不少人有一种观点，美国在战略竞争中拥有不少长期的结构性优势，只要能够切断中国获取西方创新资源的渠道，就可以锁定胜局。要想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切断直接合作与人员交流，另一方面则是要严控双向贸易投资，防止科技随之外溢。在社会交流和经济联系这两个方面，苏世民都与上述对华冷战思维持相反立场。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是在观念上主张保持中美之间的接触和交往，而且还是局内人；最难能可贵的是，绝少有人既能在对华政策上持总体建设性立场，又能与特朗普保持密切的政治和个人关系。 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中，苏世民依然有一定的机会再次发挥其他人难以替代的作用，甚至可以说他具备某种推动中美关系再次发生“尼克松冲击”式重大调整的部分关键条件。当然，如果对标“下一个基辛格”，苏世民同样有其弱点。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苏世民之所以能够对美国政治拥有影响力，关键在于他是典型的美国富豪。然而，在一个奉行选举民主的国家，在影响社会和政治时，富豪身份并不总是一个加分项。 在冷战中，美国之所以出现了一批像邦迪、罗斯托、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这样的学者政治家，部分在于他们是以专业知识为立身之本，在利益关系上相对超脱，更容易获得公信力，便于在公众面前为政府政策辩护。然而，苏世民这样的亿万富翁却并不容易得到公众的信任，不论其提出何种政策观点，都会被认为是为了自身的特殊经济利益而非美国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在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美国就有不少声音批评该协议更多满足了华尔街巨头而非劳工阶层的利益需求。 未来，如果苏世民继续为中美关系而奔走、主张缓和与改善对华政策，那么势必会被反对者质疑动机。当然，这也是保尔森、约翰·桑顿等人的共同弱点。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说，过去几年，苏世民等人虽然频频穿梭于太平洋两岸，但是却没能如预期般地稳定中美关系，这是因为战术层面的沟通交流并不能代替战略层面的认识决断。当前的局势已经表明，仅仅调整双方的经济利益并不足以稳定中美关系，遑论加以改善。在今年3月苏世民等人在北京的时候，美国共和党的政治人物则在社交媒体上大肆抨击他们，指责他们想要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但中国却要用增长的经济来支撑、发展硬实力、危害美国及其盟友的国家利益。在国家安全的叙事中，经济相互依赖带来的共同繁荣的辩解就显得有些无力。 对此，苏世民本人想必也非常清楚，这也许就是其坚持“苏世民学者”项目的原因——即使自己无法成为“第二个基辛格”，那么也可以将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 （肖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