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载相（Psy）的超级热门舞曲《江南Style》给首尔的一个新开发地区带来了名人效应。江南的意思是“江的南岸”，指的是首尔大都市区的南半部。江南是一个新近建成的、超现代化的、世界级的城市，在短短30年间，它从原本有着大片稻田的地区崛起。作为国家主导的压缩式城市发展的产物，江南没有可识别的地标，没有名人雕像，没有传统文化遗址，没有超过50年历史的建筑，简而言之，江南没有历史记忆。相反，这里有世界级的百货公司、高档餐厅和咖啡馆、时尚精品店、酷炫的爵士酒吧、一流的医院、大量的整形手术中心和皮肤护理诊所，以及许多豪华的高层公寓，这使整个地区看起来像一大片公寓森林。首尔江南地区江南的开发 朴正熙政府决定重新调整首尔的人口后，便以典型的军事式、独裁式风格开始了新城建设。政府以极低的价格从私人业主那里征用土地。在开发之前，江南主要分布的是水稻田、低价值的兰花园和分散的贫困农户的村庄。这些土地几乎没有商业价值，居民也无权反对政府的城市开发计划。因此，政府完全自由地拟定了开发计划。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规划者认真考虑过美学、生态影响或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社会平衡。相反，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以最快、最有效的方式建造一座新的大型现代化城市：这座城市将充分扩建首尔的住房和商业设施，并为韩国经济奇迹般的发展（即所谓的“汉江奇迹”）提供一个恰当的形象。 然而，朴正熙政府为鼓励中产阶级居民搬到江南而采取的可能最有效的措施是让几所老牌精英高中从江北搬到江南。这一时期朴正熙政府实施了严苛的高中平准化政策（High School Equalization Policy），试图解决精英高中入学竞争过度激烈的问题。由于这一激进政策的实施，以前的精英高中失去了声望和竞争优势。但通过搬迁到江南富人区，这些学校获得了重振声望的机会，同时提高了该地区的房地产价值。实际上，在1970年代，江南仍然是一个基础设施不足、交通不便的欠发达地区，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不愿意搬到这个有不确定性的地方。只有那些在经济上敏锐、机智，并比其他人更早地读懂了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的人才愿意搬到那里。但随着精英高中搬迁到江南，中产阶级对这个新城区的看法发生了明显变化。江南不仅在投机性房地产投资方面，而且在子女教育方面都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这两个强大的激励因素共同作用，加速了1980年代江南人口的增长。 投机性房地产投资江南文化 随着1980年代江南发展为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公寓区，其庸俗、享乐主义的形象逐渐淡化，但并未完全消失。到1980年代中期，狎鸥亭洞和新沙洞成为江南生活的新中心。虽然新沙洞的形象有点类似于永洞，是一个寻欢作乐、提供吃喝玩乐的场所，但狎鸥亭洞却成为一个时尚的购物区，体现了奢华的生活方式，为江南新兴的消费主义文化奠定了基调。1990年代，随着经济自由化的推进，韩国放松了对奢侈品进口的管制，狎鸥亭洞成为所谓的名品热潮的主要中心。该地区是大型企业集团为吸引富裕家庭而建造的首批两座大型豪华公寓楼（盘浦公寓和现代公寓）的所在地。现代集团还在狎鸥亭洞的主要街道上开设了两家豪华百货公司（现代百货公司和Galeria百货公司），专门为富裕客户提供名牌进口商品。21世纪初，三星集团在该地区开设了自己的顶级百货公司新罗（Silla）。此外，狎鸥亭洞还有自己的罗迪欧大道（Rodeo Drive），模仿比弗利山庄（Beverly Hills）的原型，汇集了各种奢侈品牌商店、高级餐厅以及时尚咖啡馆和酒吧。清潭洞阶级形成，江南风格 江南富裕中产阶级最显著的特点是，其物质基础为房地产快速发展时期对该地区房地产的投资。无论他们是否积极参与了投机性房地产投资，每一个较早搬到江南的人都因在江南拥有一处房产（或多处房产）而受益。因此，韩国学者普遍认为，江南富裕阶级主要通过投机性房地产投资积累财富。例如，Cho认为，“江南土地产生的投机性财富被无差别地提供给那些搬到这个地区的人，并为韩国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崛起提供了物质基础”。Ji同样认为，“江南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物质基础基本上是他们的房产所有权”。Park将江南视为城市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他认为，“最终，江南化导致韩国城市中产阶级成为投机性投资的代理人，他们依赖于房价的上升，并且这一事实促使投机性投资导向的城市发展为韩国的主导城市模式”。与此类似，Yang认为，“当前中产阶级的脆弱性深深植根于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投机性和排他性做法”。江南区街景 更重要的是，居住在江南有利于建立对个人职业或商业非常有帮助的社会网络。权力精英和高收入专业人员的集聚促进了这些有影响力和资源丰富的人之间的联系。由于居住在同一栋大型公寓楼、去同一所教堂，或将孩子送到同一所学校，他们很容易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身处不同职业的人认识到彼此间关系的价值，并有意识地寻求建立密切的关系。当然，这种阶级网络可以在不同的居住区域发展，但在江南的富人区毗邻而居，无疑有利于这种网络的建立，并增强了以江南居住区为基础的新兴上层中产阶级的排他性。正如Bae和Joo所观察到的，“江南居民维持现状的方式是尽量减少与非江南居民的社会交换，同时通过学校关系或职业关系积极拓展与内部人士的社交网络”。作为成功典范的江南 这些新建的城区在追赶江南的奢华和声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它们没有江南的规模经济，因此大多数设施（包括公寓、购物区和教育设施）的规模和质量都比江南低一级。最关键的是，它们的房价的涨幅没有江南那么大。新兴奢华城区的居民似乎也感受到相对于江南居民的剥夺感，他们知道自己住在“小江南”，因为他们负担不起生活在“真正的江南”的费用。正因如此，尽管他们可能努力拉开与普通中产阶级的差距，但他们仍然要努力避免落后于江南居民太多。在全球化时代巩固阶级特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南是韩国特权上层中产阶级的摇篮。但考虑到它的起源，这个阶级一直遭受着道德上不合法的感受的困扰。多年来，江南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不断增强，但主流社会仍然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江南及其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尽管其中也夹杂着羡慕。居住在江南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往往被贴上“江南左派”的标签，这表明他们可能公开主张进步，但对维护他们的财富和社会特权有着浓厚的兴趣。近年来，许多政治丑闻涉及所谓的“江南左派”，其中最著名的是曾担任总统助理和法务部长的曹国（Cho Kuk）案件。尽管如此，近几十年发生的重大变化有助于提升江南上层中产阶级的社会声望，因此我们需要认真分析这一结构性变化的含义。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江南的上层中产阶级由两类不同的群体组成。第一类群体代表新兴富裕群体，他们主要靠房地产投资积累财富；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拥有其他类型的生意，但他们的主要财富来源仍然是江南地区的房产和出租房产的所有权。他们是金融界的风云人物，是私人银行、外国汽车经销商、奢侈品店、美容院等最受追捧的客户。第二类群体由在韩国全球化经济的先进部门就业的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组成。他们中的一些人拥有高科技产业和跨国公司所需的稀缺专业技术；另一些人则拥有专业（医疗、法律或金融）技能，为富裕客户提供服务。高级政府官员可被视为第二类群体的一部分。 在江南开发初期，江南社会中最突出的群体是第一类群体，即小资产阶级，他们对江南社会文化氛围的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韩国经济迈向全球化，第二类群体，即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已成为江南上层中产阶级更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两类群体在居住区域和生活方式方面表现出有趣的差异。如果说第一类群体是更加消费主义的，并以富裕的生活方式为基础寻求自己的地位，那么后者的消费习惯则更加保守，更注重孩子的教育。有趣的是，他们也往往聚居在江南的不同地区。一般来说，以房地产为财富基础的家庭居住在奢侈品百货公司和高端商场云集的狎鸥亭洞，而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家庭更有可能居住在以教育闻名的大峙洞。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他们并不真正构成两个独立的阶级。事实上，他们往往来自同一类家庭，父母这一代更有可能属于小资产阶级，而他们的孩子则代表专业/管理阶级。因此，经过一代人的变迁，江南的富裕阶级已经从韩国人过去所说的猝富（庸俗的富人），发展为所谓的优才精英或全球中产阶级，其成员拥有高水平的专业技术技能和全球文化资本。后者在江南人口中的崛起意味着江南上层中产阶级可以享有更高的声望和文化合法性。 伴随着江南上层中产阶级的这一代际和职业转变，有两个因素支撑着具有江南风格的上层中产阶级的合法性和特权。其中一个因素是新自由主义，自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韩国的主要意识形态和政策方向。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在于相信市场原则是所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应遵循的最高价值。这种信念认可追求利润的活动，并赋予那些能够敏锐、灵活、机动并善于利用市场机会的人很高的地位。此外，这种信念还证明人们有权以任何方式花钱，并可以保护富人免受公众对过度消费的指责。现在，富有被认为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是每个人都应该努力为之的。因此，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在韩国兴起，对于确立江南富裕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发挥了很大作用。 对江南文化及其在韩国社会的接受度产生巨大影响的另一个因素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经济的快速全球化。随着全球化文化和全球化制度实践在韩国获得更高的地位，富裕的江南人对美国式消费方式的反感逐渐减弱。平均而言，江南居民的全球流动性和全球联系度远高于其他韩国人。他们经常出国旅行，其中许多人的孩子也在国外学习。他们的参照群体曾经是美国的普通中产阶级，但现在已经变成西方发达社会的上层中产阶级。随着韩国社会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江南文化通过拥抱全球主义和世界主义获得了更高的声望和合法性。 鉴于这些最近发生的变化，新一代江南上层中产阶级代表与其父辈截然不同的群体。上层中产阶级的成员在教育、职业和文化的经历方面远远超过他们的父辈。他们相对摆脱了过去将江南富人视为主要通过投机性房地产投资积累财富的形象；相反，他们可以基于精英主义价值观来彰显自己的地位。精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认为应该将特权和声望授予那些拥有高水平知识和技能、对生产和利润做出更多贡献的人。这种意识形态符合那些拥有高学历的人的利益，因而受到江南高学历群体的欢迎。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就读于韩国或国外的精英大学，英语表达流利，并掌握了高水平的全球化与世界性文化技能和经验。如果在职业和经济上取得了成功，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以精英主义为由来证明自己的成功，因为他们拥有足够的市场优势来彰显其精英地位。因此，其他人越来越难以挑战新兴教育精英对社会特权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江南上层中产阶级所享有的阶级特权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都在慢慢得到巩固。 （本文摘自具海根著《特权与焦虑：全球化时代的韩国中产阶级》，张海东、姚烨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