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陈璧君 记者 尹清露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按：正面连接”的报道《从家中偷走一个11岁女孩》日前引发广泛关注，也再次激起了关于“儿童之恶”话题的讨论。那些孩子为什么会亲手领着他们的“朋友”走上被侵犯、被强奸的道路，他们自己又遭遇了什么？近几年来，每每有残酷的校园霸凌、未成年人伤人甚至杀人事件发生，类似的话题一再被提起。是今天的孩子变得更道德败坏了吗？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如何才能规避这一切，孩子应该受到怎样的教育或怎样的惩罚？而因伦理和隐私方面的复杂考量，对这些恶性事件背后真实的儿童困境的分析往往浮于表面，这不仅无益于困境的解决和儿童的福祉，也加剧了成人对儿童心灵的误解和偏见。“童真”呢？西班牙作家安德烈斯·巴尔瓦（Andrés Barba）的文学创作，在某种意义上抛出的就是这些问题。“爱的游戏”。这两部小说向成人读者抛出了尖锐的问题：当一个社会无法接纳、拒绝承认甚至是忌惮恐惧于儿童的天性，身处其中的人是否都应为此负责？
安德烈斯·巴尔瓦出席2024年上海书展活动（照片为塞万提斯图书馆提供）“没有新的语言，就无法创造一个新的社会。”01 儿童的暴力令人震惊，因其动摇了成人对童年的美好幻想4部儿童文学作品。你为什么如此关注儿童群体及童年主题？“童年”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非自然的产物，“童年是快乐无忧的”这种看法也是非常现代的。这让我想到尼尔·波兹曼的著作《童年的消逝》，他认为印刷技术普及导致知识的口语传播形式被文字读写取代，“童年”就产生于这种人为的文化鸿沟中。你认为当下社会对“童年”的看法是否存在着类似的鸿沟或误判？你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时，是以成人的视角还是以儿童的视角来创作的呢？——不是成人对儿童的暴力，而是发生在儿童之间的暴力。实际上，暴力似乎也是童年阶段的一种自然状态，但我们为童年构建了一种如天堂般的幻想，认为那是不可触碰的幸福与纯真。看到孩子们表现出眼神、肢体上的冲突行为时，我们往往感到震惊和紧张，因为这动摇了成人对童年的美好幻想。当然，我在想象儿童之间的暴力和交往过程时，因为没有办法真正走进它，本质上也是一种虚构。 《光明共和国》
[西] 安德烈斯·巴尔瓦 著 蔡学娣 译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 ——创作儿童文学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娱乐还是为了教化？这两种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此消彼长的，如果将儿童文学纯粹视为娱乐，它的教化功能就被削弱了。“应然”世界之间的冲突。创作者有着自己对现实的看法，但他们认为孩子应该学习的观念可能与此不同。·达尔（Roald Dahl，代表作为《查理和巧克力工厂》）影响了我对儿童文学的看法：对儿童文学来说，最重要的应该是让孩子们感到兴奋和愉悦。儿童最重要的驱动力就是快乐，如果阅读本身不能带给他们快乐，他们永远不会主动接触文学，只会在家长或学校的要求和逼迫中读书。我想创造一个令人快乐的花园，邀请孩子们过来玩一玩，就是我写儿童文学的最大原则。02 游戏于成年人是消遣，于儿童则是一种生命形式“游戏”在这里意味着什么？你认为“游戏”能治愈“暴力”吗？·李斯佩克朵（Clarice Lispector，代表作有《星辰时刻》等）的作品，这是作家的女仆分享的亲身经历。女仆曾在孤儿院生活，她们中的一个女孩死去了，其他女孩把尸体当成洋娃娃“玩耍”了一个礼拜。这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初听时我感到一种复合性的恐惧与惊奇，无法确定这种感受是恐惧还是迷恋。“爱的游戏”的故事。“失乐园”，那些女孩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孤儿院中，玛丽娜这个新来的孩子就像是来自新世界的使者，会在孤儿院这个旧世界引发对比、冲突、悲伤，但也会激发新的事件。《小手》
[西] 安德烈斯·巴尔瓦 著 童亚星 刘润秋 译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弄着玩儿”。然而，儿童对游戏是非常较真的，这不啻为一种生命形式，他们在游戏中投入了全部的心力，就像我们在生活中体验生与死，儿童把这些体验带到了游戏中，所以在游戏中才会出现杀人或死亡，对他们来说游戏是生死攸关的。因此，游戏在儿童的生活中是极其严肃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从儿童那里学习游戏的真正意义，重新看待游戏和我们的生命。“失乐园”这个概念非常有趣，它是否根植于《圣经》的宗教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几乎不会把孤儿院与“失乐园”联系起来。“失乐园”是指《圣经》里亚当和夏娃的伊甸园，一个原本无忧无虑的所在。亚当和夏娃因为偷吃禁果被迫离开天堂的时刻，也是他们意识的开端，完全无忧无虑的生活状态就此结束，他们开始体验人间疾苦。对我来说，天堂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圆形结构。在这个“圆”之中，我们无需在自身与他人之间反复比较，也就更为幸福。“失乐园”。当一个封闭的“圆”被打开，天堂就结束了。因此，在西方文化中，离开天堂意味着意识的开始和天堂的结束。米开朗琪罗，失乐园，151032个孩子自创了一种新语言，你写到，孩子们的出发点似乎“完全是游戏和创造的冲动”，而非“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的理论”，这看起来就好像含有你对自己所学的一种“反叛”和反思。“概念先行”的，或者说以概念为导向，而非简单地构思一个故事。有些作者更关注叙事或情节的发展，而我不论是写小说还是随笔，通常都源于一种哲学上的疑问，想要探讨一些概念和想法。“光明共和国”本身就是儿童想要创造的一个新世界，也可以说是天堂或乌托邦。在创造天堂时首先需要一种新的语言，所有的乌托邦都需要语言的发明。比如，一对恋人相爱时往往会为对方取一个独创的小名，在此之前恋人从未被这样称呼过，这就是创造新语言的一种体现。我们在创造新的语言和词汇时，也在以某种方式重新定义现实，现实和语言之间是双向的互动，这就是小说里这群孩子们通过发明语言来构建新社会的原因。没有新的语言，就无法创造一个新的社会。03 每个人都深切地渴望被爱，而儿童获得爱的渠道闭塞又狭窄“消磨”并不单单指厌食症对女孩体重与体型的消耗，也指向女孩在家庭和诊所中体验到的爱。女孩通过厌食症为自己建立了一个自我隔离的坚固结构，诊所里结识的朋友给予她爱和陪伴，打破了厌食症的隔离。但是，无论是家庭里的亲情，还是在诊所建立的友谊，这些爱的关系总是极其脆弱的，最后都慢慢地消磨掉了。11岁的中国女孩的故事。她在接受义务制教育时成绩不好，父母在学校的劝退下让她辍学。女孩的父母忙于生意疏于照料她，她被关在家里更加身心孤独，于是通过互联网结交到了一群处境相似的朋友，这个小圈子却又把她带进被暴力、被性侵和被迫卖淫的深渊。女孩的悲剧是多方面的，缺乏爱和陪伴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爱”。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深切地渴望被爱——不是狭义上的男女之爱，而是广义上的交流和关爱，在所有由人类造成的痛苦中，都深藏着对爱的渴望。因此，我们更应该对这些儿童给予同情和关注，而非不解甚至鄙视。“正当意图”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就像厌食症一样，它是一种确凿的疾病，但同时也包含着彻底的解放的一面。04 疫情让很多人经历了幽灵般的生活2023年的新作品《前世的最后一天》(El último día de la vida anterior，里讲了一个关于“鬼魂”的故事，这和你以往的虚构方式好像不太一样。能聊聊你构思这个故事的动因吗？“脚本”。我们通常无法从外部看自己，所以，偶尔在录影中或者镜子里看到自己时，我们会有一种新奇的、陌生化的感受。 《前世的最后一天》“鬼魂叙事”有着深厚的文学传统，拉丁美洲文学中不乏类似的讲述方式，这和你的写作是否有内在关联？·詹姆斯，尤其是后者。所有写出伟大的鬼魂故事的作家几乎都是现实主义作家，现实主义和鬼魂叙事在某种程度上紧密相连。鬼魂故事要讲得有效，就必须非常真实，内部必须有很强的现实逻辑性。Adolfo Bioy Casares，阿根廷记者、小说家、翻译家）曾编纂过一本幻想文学故事集，幻想文学几乎成为了拉丁美洲文学的标志。“异物”，那么拉美文学中的鬼魂世界和活人世界是平行的，死者的鬼魂能与生者共存，且被视为现实的自然延伸。这和东方文化对鬼魂的看法也有相似之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这本书可以说是20世纪西班牙语文学中最杰出的鬼魂小说之一。书中生者和死者的界线完全模糊，读者读完后也无法分辨谁是活人、谁是死人，这种模糊性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佩德罗·巴拉莫》
[墨西哥] 胡安·鲁尔福 著 屠孟超 译
译林出版社 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 “半生半死”状态，需要通过和活人之间形成互助的契约或承诺来完成未竟之事，以便完全进入死亡的世界。因此，西方的鬼故事往往也是道德寓言。15年前我就和一位阿根廷女子结为夫妻，这10多年里，我都不在西班牙而是在阿根廷生活，我的孩子也出生在阿根廷。拥有西班牙和阿根廷的双重国籍并非意味着对西班牙国籍的否认，反而公民身份的转换让我产生了一种近似解脱、或者说拓宽和延展的感受。“西班牙人”的认同，也跳脱出了一种流行的、过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过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一个病症，因为它往往伴随着对其他文化的贬低。如果我们不去拓宽自己的视野，主动了解其他国度的文化，也无法成为真正健康的民族主义者。因此，从狭隘的民族主义中解放出来，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自我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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