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铮、高峰枫（章静绘）《书自有命》，高峰枫著，艺文志eons·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248页，58.00元《西书东藏：中国文化名家的外文藏书》，刘铮著，艺文志eons·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306页，88.00元高峰枫老师的新书《书自有命》与刘铮老师的新书《西书东藏：中国文化名家的外文藏书》都是“关于书的书”，书名也都很有趣。先请两位谈谈这两个书名是怎么诞生的，以及撰写书中这些文章时的有趣故事。
刘铮：高老师为《书自有命》写了一篇序言《“事上磨炼”》，其中提到“事”与“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有着非常精妙的阐述。《书自有命》里讨论的都是实打实的问题，那么，您对理论是怎样的看法呢？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西奈抄本》刘铮老师在《西书东藏》的前言里特别写到，“着重事实的讲述，谨守实证的边界，不做理论的推阐”，“至于发挥与拔高，不妨留给踵继者”。您对中国文化名家的西文藏书的实证研究，主要在哪些方面下了功夫，又取得了哪些收获？周一良藏书，书前空白页有钢笔所书题记“周一良 甘九年二月十二日买于哈佛合作社”周一良藏书上的划线和批注两位的书里谈到一个共同的话题——辨伪。高老师特别谈及西方历史上几个著名的伪作，比如说《耶稣之妻福音书》、肖斯塔科维奇的《见证》等。能否请高老师谈谈，如何看待有些人怀着特殊目的制作赝品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刘铮老师研究签名本，或者说，研究藏书者给予书籍形态的改变，也需要对造假现象进行辨伪。书里说到的不多，能否请您谈谈这个话题？刘铮老师谈到钱锺书先生早年晚年字迹的辨别，您这本书里占篇幅比较大的内容是关于钱锺书的藏书，请您深入介绍一下。钱锺书毛笔所书“借痴斋藏”1949年6月18日，钱锺书正在读英国诗人塞西尔·戴·刘易斯（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之父）写的侦探小说《奇境中的恶意》，他在作者名后加了一句英文附注：Pseudonym of C. Day Lewis the poet（诗人C. 戴·刘易斯的笔名）高峰枫老师最近对“西方伪史论”又有评论，是今年唯一又在《南方周末》上愿意实名就此事发声的学者。能不能请您谈谈这个话题？两位怎么看待电子书？
高峰枫：我先从研究者的角度谈谈电子书。图书形制的改变，会带来很多变化，比如西方古代的卷子本，每次都是一扇一扇地打开，看完以后要把这个卷子倒着卷回去。而册子本的容量非常大，翻页很方便，所以很多人猜测，册子本之所以取代卷子本，主要是因为其实际的功能。册子本可以订得很厚，而一张卷子本最长也就十至十五米，容量相对有限。所以图书形制的改变带来了阅读方式的改变。
至于电子书时代，我自己最深的感觉是这样的。我出国留学归来时，以为很多过于专业的书未来不容易见到了，就复印了一大批，又费钱又费力。但是回来以后，其实也都没怎么看。再过几年，这些书忽然都有了电子版，在网上可以轻易获得，让我感到非常沮丧。2018年我开始使用“电子纸”来读PDF版的学术书和论文，因为需要引用准确的页码。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很多学术书根本不需要去买，很多以前复印过的外文书都可以扔掉，因为我可以把原来做的批注直接挪到“电子纸”上。这种改变对于读学术书来说，是极度的利好。有大量书籍根本不需要实际拥有，对于研究者来讲，看完一遍，把最精彩的论证和结论记下来，书就可以扔掉了，因为以后大概率再也不会看了，这些书毕竟不是那些需要反复阅读的文学经典。
我读大量的外文论文和学术专著，都会有很矛盾的感觉：很多书如果不看，觉得不踏实；看了以后，又发现写得并不怎么样。每个领域每年都出很多种书，真正好的书其实很少。一般的、中等的、中等偏下的书，不看难受，看了以后更难受。如果花很多钱买了新书，看了以后发现这本书非常烂，这是让我最恼火的事情。所以有了电子书以后，我觉得特别好，可以迅速看完，提取要点，没有任何压力，也不会恼火。
在图书电子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十七、十八、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文书都大量电子化了。之前，这些没有现代版的实体书在国外基本上只有较好的图书馆、档案馆收藏，如果自己不出国，是没法看到的。而现在网上的资源已可称海量。我经常跟学生说，现在再也不能以找不到研究资料为借口了。现在能读到的书是太多了，而不是太少了。你现在大可以研究西方学术中很偏僻的题目，可以研究没有任何现代印本的十七、十八世纪的作家，根本不需要出国。因为有了电子书，这为研究西方文学和学术、特别是比较偏僻的作者，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从出版和商业的角度，大家对电子书会有另外的解读。而作为专业读者，用了“电子纸”之后，我的学术阅读数量和速度都提高很多。电子书让我得到了多方面的解放，给我做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所以我特别感激技术的进步，这是十几年前无法想象的。
刘铮：目前我们所处的状态，是从实体书到电子书的革命发生前夜的状态，可以类比为十五世纪中期谷登堡已经把活字印刷机发明出来，但成本还比较高，印本也还没有替代写本的那个时间点。如果我的估计没有错，现在这种由木材制成纸张、在纸张上印字给大家读的实体书一定会消亡。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完全消亡呢？因为它的电子介质还不够跟人体贴合。如果有一天技术的问题完全解决了，它就完全消亡了，会与谷登堡之后写本的消亡一模一样。
我们都是身处历史转换期的人。因为我有这个意识，才会强调一些留有阅读者痕迹的书籍值得保存，如果不保存就可能湮没。我对书的理解，也可以说是一个比喻吧，其实是这样的：书有二元性，既有“灵魂”又有“肉体”。“肉体”就是物理存在的形式，比如新旧约《圣经》，可以从羊皮纸、谷登堡时代的纸变成今天的纸，甚至可以跨越语言的边界，变成同一个灵魂在不同的肉体里的托生。这个灵魂没有变，但是他托生的肉体可能千姿百态，而且可以穿越历史，一代一代有所变化。这个灵魂是固定的东西吗？我不认为是，我甚至认为它只是个字符串。
从翻译的角度容易理解这个问题。比如有人问我：你读过《荷马史诗》吗？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难以回答。因为我没法用古代的希腊文读荷马，虽然我读了译本，而且读了不止一种语言的译本，对这书明明知道很多，可是我能算读了这书吗？在古代，它可能是一个卷子；在今天，它是我们手中印刷出来的书。未来的人们也许根本不用展开具体的物质存在，可能一个字符串在他眼前飘过，就是书了。一本书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肉体”。
作为好古者，我们对以往的“肉体”有一定的迷恋。我相信历史趋势会使我们都变成尘埃，变成微不足道的东西，这些书籍也必定要湮灭。但是目前我们花这么大力气想把它们留下来，恐怕只是为了给我们自己带来安慰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