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礼逊学堂（Morrison School）是由英美来华商人、新教传教士共同创立且设在中国本土的一所新式学校，1839年11月4日在澳门正式开学，1842年11月1日迁入香港，1849年停办。马礼逊学堂在1845年4月开设的声乐课（Vocal music）翻开了中国新式学校音乐教育的历史新页。在此之前，来华新教传教士创办的第一所学校——马六甲英华书院虽然有汉语赞美诗唱诵、诗集刊印等音乐活动，但并未将音乐视为一门课程而独立存在。
1836年9月28日在广州美国行2号召开会议，讨论了裨治文起草的教育会章程，并选举职员。11月9日再次举行会议，正式宣布成立“马礼逊教育会”，并审议通过该会章程和条例，选举成立了理事会，其中颠地为主席，英商福克斯（Thomas Fox）为副主席，查顿为司库，裨治文为通讯秘书，马儒翰为会议秘书。章程共有13条，其中第五条规定“五人理事须居于中国”，可见确保宗旨实现之信心与措施，或者说我们可以见到马礼逊教育会所具有的职业性面向。这一理事会制度是近代以来西方各国普遍采取的一种较为民主的组织形态，为此后中国教会中小学校乃至教会大学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提供了示范。自马礼逊教育会成立至1849年，共召开了10次年度会议，发表过10次年度报告。正是这10次年度报告，尤其是第七次年度报告内容，成为本文所依据的核心史料。
1837年1月裨治文致信英国海外学校协会（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 Society）和耶鲁大学，委托其代为选拔教师来华创办学校。最终，耶鲁大学接受了教育会的请求，并敦聘其毕业生、时为纽约聋哑学校教师的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来华。1839年2月19日布朗与新婚不久的夫人一起抵达广州，四日后转往澳门。他一边学习中文，一边筹办学校，经半年多的准备，布朗于1839年11月4日在郭士立夫妇的住所正式成立了马礼逊学堂。山顶建筑为马礼逊学堂（香港）（香港孙中山纪念馆编制：《孙中山纪念馆展览图录》，政府物流服务署印制，2006年12月，第151页）
校长布朗布朗（1810—1880） 耶鲁大学毕业后，他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女子学校和纽约的聋哑学校做教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教学经验。1836年他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神学，1838年10月即将毕业时，他接受了马礼逊教育会的邀请，很快被按立为牧师，并与公理会牧师的女儿伊丽莎白·巴特莱特（Elizabeth Bartlett）结婚。1838年10月17日，作为牧师及马礼逊教育会的专职教师与夫人一起从纽约搭乘“马礼逊号”商船前往中国。 布朗具有较强的社会工作能力，他注重与在中国的英美人士建立良好关系，具有为教会和学校筹集和管理捐款的才智。马礼逊学堂在香港的校址及3000美元的建设经费就是由他募捐而来。他的侄子也认为布朗是一个善于交际、性格开朗的人，有着永不褪色的奉献精神和丰富的经历，对年轻人和老年人都很有吸引力，他知道如何与地位高的人和地位低的人打交道。在对待学生及处理学校事务方面，他也非常细致与专注，是一个出色的教师和学校管理者。据容闳回忆：“他头脑冷静，处理大小事情都能得心应手，风度文雅，性情随和，对一切都抱乐观态度。他很容易使学生亲近，因为他是竭尽全力地在工作，并且在学生勤勉求学过程中，对他们表现出深刻的同情。他对学生讲解一个问题，只用三言两语，直截了当地使学生完全明白了……因为他了解孩子的性格，所以知道怎样管理他们，无论是中国孩子、日本孩子和美国孩子。学生把他看做一个很好的老师，并且认为就他的天赋和性格而言，他也会成为一个杰出的教师。” 在布朗言传身教下，学生们进步很快。1843年5月的一天晚上，为欢迎清廷两位专员和英国总督的来到，布朗先生演奏乐器，学生们唱了几首歌。演出得到来访人员的认可，其中有人表示：“几年前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们会做这样的事，我希望他们能够逐渐成为好朋友，去努力改善这个国家。”英圣公会来华传教士、香港第一位英国主教史密斯（George Smith）在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年间曾多次参观马礼逊学堂并在那里听到学生唱赞美诗。 为什么要设置音乐课？除上述提及的赋予灵感和净化思想外，布朗还认为音乐是一门艺术，可以使性情温和，振奋心灵，让各方面的能力处于最佳状态，这门艺术可以使人们更加虔诚，享受一种无害且高尚的娱乐，确实值得培养。他说，如果音乐在基督教国家的学校中被发现如此有益，那么为什么在这里不去重视呢？德国学校早就普遍将音乐作为教育的一科目，而在英国和美国，尽管发现音乐有实际功效性的时间较晚，但现在也得到了普遍认可。可见，布朗对音乐及其教育的认识是一种跨越国别又立足于“人”的深刻体验，或者说在布朗的价值理念中教育的真正意义应超越简单的竞争和比较，所以作为校长的布朗认为在马礼逊学堂或中国学校开设音乐课程也非常有必要。况且，在音乐课程实施后，他发现“从给学生上音乐课的第一天起，就注意到他们对其他学科的学习有了更大的热情和兴趣。学生们喜欢音乐练习，上完音乐课之后，神清气爽地回到学校教室里进行日常学习。” 对于教学效果，布朗整体还是比较满意。他说：“我相信中国男孩们也可以识谱和唱歌，我在这方面进行了实验，结果没有让我失望。尽管我们的学生中有一些人唱歌跑调，但我相信这些学生最终会也学会如何正确地唱歌。整个学校的学生都被纳入音乐课程，看到他们在唱歌时间集合时快乐的步伐和笑脸，真是令人愉悦。” ……我非常喜欢唱宗教音乐（Sacred Music），但我练习得不多，我只知道一首叫做Old Hundred（笔者注《老一百》）的曲子，还有一些曲子虽然我会唱，但我叫不上来名字。我从未学过音乐，我不能用英语音符记谱中国乐曲，但我会在信中附上一张纸，用中国音符为你写下来一首曲子…… 据笔者考证，他们所唱颂的其他赞美诗还有“周年赞美诗（Anniversary Hymn）”“告诉我这些日子（Tell me the days）”“让我们唱晚歌，让欢乐的音符一直持续下去（let us chant the evening song, And the joyous notes prolong）”“让我们结束这愉快的时光（Let us close the tuneful time）”等，由布朗用Seraphine伴奏，学生们用英文演唱。这是笔者所见最早有Seraphine乐器的文献。Seraphine是一种早期介于簧管风琴和手风琴之间的乐器，样式如下图：容闳书法作品，雅昌拍卖图录APP (artron.net)，2024年2月28日 揆诸史料，我们也了解到布朗的人生足迹、经验和情感，不仅属于美国，也属于中国和日本。其中，他在中国8年，在日本达20年。他甚至这样说道：如果我有一百条生命，我都愿意将其献于日本。可以说，亚洲是布朗人生历程中最精彩的乐章，他有近一半的人生历程在这里度过。但笔者目力所及，布朗在中日两国音乐教育活动方面的研究尚无专文。重新发现布朗在中国的音乐教育活动踪迹以及他在中国音乐教育近代化转型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以丰富布朗这一历史人物研究的面向，拓展中日及亚洲音乐教育研究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