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语1001年》，[墨西哥]安东尼奥·阿拉托雷著，裴枫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9月出版，433页，79.00 元
西班牙语是怎么来的？它是如何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无论是西班牙语学习的入门者，还是已经能熟练使用西班牙语并且保持对这门语言的热爱的人，都可能很有兴趣了解这些问题的答案。西班牙语里有一个说法叫inquietud intelectual，可以译为“求知欲”，字面意思是“心智上的不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会有“心智上的不安”。为了克服这种不安，就要多读书、多了解，尽管了解了也可能没什么用——“心智上的不安”，往往是无关乎功利的，但这种不安也是人存在于世界上的理由之一。要了解西班牙语的历史，倘若读不下艰深枯燥的学术著作，《西班牙语1001年》（Los 1001 años de la lengua española 很有意思的是，作者还不是西班牙人，而是墨西哥人。当然，墨西哥人是完全有资格来给西班牙语著书立说的，墨西哥是人口最多的西班牙语国家，墨西哥为西班牙语文学贡献了一大批一流的作品，墨西哥城是西班牙语美洲重要的文化中心，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是在这座城市写完《百年孤独》的……更重要的是，在语言上存在外围殖民地与中心宗主国之别的古老观念早已过时，而美洲学者既具备本地传统，又能从西班牙的学术传统中受益。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大西洋两岸的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诸如西班牙内战、古巴革命、南美国家军事独裁等重大政治事件推动了不同的西语国家之间人员的流动、共同战线的形成，作家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他们是在用同一种语言写作，语言学家们认识到这种语言在具有多样性的同时又保持统一是可能的，于是，西班牙语非但没有像拉丁语那样随着罗马帝国的解体而变成一门死气沉沉的学究式的语言，反而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生命力。《西班牙语1001年》的作者曾多年任教于墨西哥学院，这所学院最初就是墨西哥政府为接纳从内战中的西班牙流亡至此的知识分子而设立的文化机构，后来又接纳了不少从拉丁美洲国家流亡而来的学者，比如阿拉托雷的老师、阿根廷学者雷蒙多·利达。阿拉托雷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也坦承了这几层有趣的师承关系：他是雷蒙多·利达在墨西哥教过的学生，而雷蒙多·利达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师从西班牙学者阿马多·阿隆索，阿马多·阿隆索又曾在马德里跟随杰出的西班牙语文学家拉蒙·梅嫩德斯·皮达尔。学术之薪火，从西班牙，到阿根廷，再到墨西哥，代代相传。西班牙语的历史是大西洋两岸的西班牙语使用者和研究者们共同创造、共同写就的。 今天，西班牙语文化还不是一种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在国内，甚至是在一些官方的表述中，西班牙语还被错误地称为“小语种”或“非通用语种”。喜欢看美剧的人可能会形成一种对西班牙语的刻板印象：这是保姆、园丁、清洁工或毒贩使用的语言。从西班牙语美洲国家流向美国的移民数量有增无减，当然，他们并不全是从事体力劳动或者卖毒品的，事实上他们分布在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鉴于整个西班牙语世界的发展潜力，西班牙语作为一门外语的吸引力大体上说还是在稳步提升的。很多西班牙语学习者都听说过一句话，这句话成了经久不衰的语言学习的广告，据说出自赫赫有名的查理五世皇帝之口：“我跟上帝说西班牙语，跟男人说法语，跟女士说意大利语，跟马说德语。”尽管作为一个并非在西班牙土生土长的君主，查理五世的西班牙语说得不怎么样，但他还是处处维护西班牙语的高贵地位。那是西班牙帝国在政治、军事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十六世纪，语言带上了权力的荣耀。查理五世的这句话也给西班牙语赋予了一层神圣的色彩，明示西班牙语是虔诚的天主徒的语言。安东尼奥·阿拉托雷在《西班牙语1001年》一书中给西班牙语开具的出生证明，就让这门语言在源头上与宗教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现存最古老的西班牙语文献，诞生在十世纪下半叶（也有可能是十一世纪上半叶）西班牙北方的圣米扬修道院和圣多明我-德西洛斯修道院，它们的身份是卑微的——只是附着在拉丁语手稿上的批注，“圣米扬的手稿内容多为伪奥古斯丁教派的布道或训诫，而西洛斯的则是一本忏悔苦赎规章，是为各种罪孽和同一罪孽不同程度的罪行进行赎罪的一本‘处方’”。这个关于西班牙语的起源的说法，让我想起西班牙艺术史家拉富恩特·费拉里关于西班牙绘画起源的界定——也是在公元十世纪，也与宗教紧密相关，那就是一批没有留下名字的画家为《启示录》手抄本绘制的插图。整个西班牙语世界的文化深受天主教的影响，乃至于反对天主教的人在展开斗争时，身上都显露出天主教的痕迹。以作为拉丁语文本附注的宗教文献为出生证明，也印证了西班牙语作为正宗的欧洲语言的身份：它来自拉丁语——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它是基督徒的语言——犹太-基督教传统，这两大传统正是西方文明的两源。圣米扬修道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