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那既然儒家不回答这个问题,佛教就来回答,什么六道轮回啊之类的。不管人家的答案好不好,至少人家佛教有啊。在这一局的比赛上,儒家丢分丢得太多了。 我举两个例子,你感受一下: 第一个例子是欧阳修。现在是庆历四年,到下一年,他就要写出千古名篇《醉翁亭记》了。欧阳修是一个标准的大儒,他开始并不信佛,甚至主动写文章驳斥佛教。但是,就从这几年开始,一方面当然是政坛失意,另一方面,是岁数越来越大,就越开始追问一些关于生死的问题。当时,谁能跟他讨论这些问题呢?只能找高僧。到了晚年,欧阳修的高僧朋友越来越多,对佛教的信仰也越来越深。据说,欧阳修临终前几天,派人到附近的寺庙去借了一本《华严经》,读到第八卷的时候,才溘然长逝。我们小时候学语文的时候,知道欧阳修又叫“六一居士”,所谓居士,就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嘛,这是他晚年才给自己起的号。连欧阳修那样的儒家学养,那样的精神境界,最后也走到这一步,我们不得不承认:佛教对超越性问题的回答,补上了一个重大的空白,太有魅力了。 另一个例子,是我前不久去洛阳看龙门石窟。龙门研究院的高丹老师指给我看,一个非常小的佛教洞窟,上面有题记,也就是造这个石窟的功德主留给后人的一段话,字迹漫漶,很难辨认,读下来大概是这么个意思:说我的妻子死了,我自己眼睛也瞎了,我也没有儿子,还重病缠身,眼看就活不了了,我这辈子就像蜉蝣一样,短暂得很。但是,我也可以花钱在这龙门的山上挖一个小洞,造一个佛像,我为了能永恒而存在啊。 我请你切身体察一下,这个可怜人,生活在唐高宗总章二年,那个时代大人物很多,而他呢,渺小得什么都不是。他的生命马上就到尽头,亲人也都没有了,所有现实世界的东西对他都没有意义了,他还能追求什么呢?其实就是人间最有魔力的两个字:永恒啊。而在当时,只有佛教能给他这种心灵的安慰。儒家是无能为力的。 有人提出过一个思想实验,很有意思。把一个人扔到孤岛上,如果这个人是基督徒、穆斯林或者佛教徒,他们都还是基督徒、穆斯林和佛教徒,因为他们仍然可以和他们心中的终极信仰沟通。但是,如果把一个儒家士大夫流放到了孤岛上,那他还是一个儒家吗?麻烦了,儒家的所有信条都是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都有处理的准则,但这里是孤岛啊,只有他一个人,那他怎么还能是儒家呢? 儒家即使处理死的问题,在意的也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如,汉语中有一个死的代名词叫“寿终正寝”,什么意思?古时候的诸侯、士大夫,要死也得死在正房里,也就是平时办事的大厅里,不能死在旁边的小卧室里。为啥?因为小卧室,那没准就是哪个小妾的地方,死在那儿,容易让小妾们在大人物临死的时候干涉朝政或者继承人的人选。你看看,儒家聊死的话题,着眼点还是活人之间的关系。 你看,儒家把那么大、那么重要的一个精神阵地,拱手让给了佛教啊。 还不仅如此,佛教因为拿到了彼岸世界的解释权,还打开了精神世界的向上提升的空间。 就拿整个唐朝来说,我们至今还在仰望他的精神世界的人,都有谁?要论帝王的雄才大略,那是唐太宗;要论诗情文采,那是李白杜甫;但是要论人格伟大,我们第一个想起来的人,应该是玄奘法师,唐僧啊,他西天取经、不畏艰难的精神,激励了多少中国人啊。你看,又是佛教得分,儒家丢分。 说了这么多儒家的问题,不是为了批评儒家,只是想为你勾勒一个历史发展的粗略轮廓,从东汉到隋唐,儒家确实有一个低落的时期。 但是,到了宋朝,儒家开始绝地反击,有了一次精彩的自我更新。而范仲淹和他的《岳阳楼记》就是这次自我更新的里程碑。 儒家的复兴 兜兜转转这么久,我们终于要说到范仲淹和《岳阳楼记》了。范仲淹这辈子的很多做为,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有一些零散的介绍。那总括起来,他这个人的特质是什么呢? 欧阳修评价范仲淹,说他什么事都要管,做事从来不挑三拣四、趋利避害。南宋时候的朱熹也说类似的话,说他,“无一事不理会过”,所有的事都认真,都担在自己身上。这是一种什么行动做派?还是朱熹一句话总结得好,他说这叫“以天下为己任”。天下的事,都是我的事。确实,这也符合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面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好,我就高兴,天下不好,我就发愁。 今天的人,听到这几句话的评价,可能没什么感觉。什么“以天下为己任”,什么“先忧后乐”,都是耳熟能详的褒义词,有什么呢?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不都这样吗? 不一样。我们今天听熟了不觉得振聋发聩,但回到《岳阳楼记》的时代,之前的人可从没听过这句话,是范仲淹第一次把它精确地表达了出来。从儒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出现这句话,其实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你看这句话里面,强调的这对关系,这边是我,那边是天下,中间什么都没有,是我这个人和那么大的天下之间的直接关系。 你意识到什么没有?刚才我们讲的儒家的那几个缺陷,一下子就被这句话给补上了。 首先,原来儒家是有东家、有甲方才能行动的,现在不用了。我和天下的关系,是我自己认定的,以天下为己任,这个活是我主动承担的,谁也不用来雇我,谁也开除不了我。至于原来儒家的雇主,皇帝,在我这个逻辑里啊:《岳阳楼记》里面不是还有两句吗?“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都关心,都负责。皇帝不再是我一个士大夫和天下之间的中间商了。我绕过皇帝,对天下的事情负责。 再来。刚才我们说,和佛教相比,儒家的超越性不够,只关注此岸的事,人间的事。但是现在有了这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那就全部补齐了。 往上看,天下是什么?天下指的可不是什么具体的领域,你能想到的所有范畴,人民、土地、悲欢,都是我要负责的对象。这一下子把一个士大夫要负责的范围扩展到无边无沿的境界。儒家在历史上有类似的提法,比如,先秦的时候儒家讲,以仁义道德为己任;东汉的时候,儒家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你听出区别没有,这都是说,我要看住这一小块地方,仁义道德,或者是精神风貌,替谁看?不还是替帝王看住吗?说到底,还是一种乙方心态。 但是以天下为己任,直接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承担终极的责任,超越性就够了。还记得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思想实验吗?一个儒家士大夫被扔到了孤岛上,他现在想的,不是什么婚丧嫁娶的礼仪,不是什么父子君臣的秩序,他心里想的是天下,这不就和基督徒、佛教徒一样了吗?都有一种终极的精神支撑。 我们再深入地想,儒家还有什么弱点被补上了?那就是关于自我的安顿。 在早先的时候,儒家安顿人的方式,就是找到合适的和他人相处的模式。怎么相处?靠礼仪。你想,礼仪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不管你内心怎么想,你只要这么做,就算是完成规范了。虽然礼仪的源头,是人的情感,但是,礼仪的规范越严格,对于内心情感的要求就越不高。父母去世,你守孝三年,就算是孝子了。至于你是不是真的内心悲痛,那就管不着了。 但是你看范仲淹这句话,先忧后乐,天下好不好,是要落实在你的感情世界里的。不是搞个什么仪式,做个什么动作,就完事的。你要拿出自己当下的、真实的情感,实实在在的忧愁,真真切切的欢乐,来对应天下的好坏。你不是做给谁看的,你就是通过这种忧乐的情感体验,让自己的人格不断攀援向上。 这一来就解决了儒家的一个大问题。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如果不得志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你看孔孟的答案仅仅止步于,你就待着吧,管好自己,当个隐士就行。但是,范仲淹提的要求明显要高一大截,那不行啊,天下有道无道,自己是穷是通,这都是外在环境的变化,都不能耽误我在情感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记得《岳阳楼记》里面还有一句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的情感不是跟着眼前的得失、身边的事情波动的,我的情感是对整个天下兴亡的响应。这就对一个士大夫在困境和挫折的时候,提出了人格上的要求。 你看,我们刚才分析了三个方面,儒家的缺陷都被补上了。儒家再也不只是皇权的附庸了,它有自己的独立的精神世界;儒家再也不是只管仁义道德的说教了,它把自己责任扩展到无限大,大到要用天下来形容;儒家再也不是只看外在行为的礼仪专家了,它的道德要求一直向人心深处抵进,直达忧乐,直达人的情感底层。 我们这里这么强调范仲淹的这句话,不是说,这都要归功于这个人和这篇文,而是说,儒家文化两千多年的发展,跌宕起伏,由衰转兴,就是在这个阶段。而它的标志,就是范仲淹这一生的人格实践和《岳阳楼记》这篇雄文。 说到这里,我们还要回过头去致敬孔子。因为孔子在儒家的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意义。 孔子当年,也是多少摆脱了对东家、甲方的依赖。孔子在历史上有一个名头,叫“至圣先师”,他是不是至圣,可以争论,但他确实是第一个老师,通过自己办学校、收学费,通过那个时代的知识付费,养活自己。不要小看这件事,同样道理,贝多芬就是因为可以通过出版乐谱养活自己,不用再讨好什么公爵伯爵,他才会成为一代自由主义音乐大师,他的音乐才能摆脱宫廷娱乐的定位,成为经典的、凝神贯注的严肃艺术。孔子也是,正因为他这一生,不只是把自己当成是某个君主的雇员,人力资源市场上的乙方,他才会有那么独立而伟大的人格,他才敢说什么“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更重要的是,孔子也是在儒家的传统中,最早强调超越性的。他反复提到的那些词:比如,“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再比如,“仁”,“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都是超越性的词。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他经常当口头禅念叨的那个词:“君子”。 孔子讲过一句很令人费解的话,他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上半句好理解,君子嘛,怀里要抱着德性。但这下半句是啥意思?小人怀土?和君子对应的小人,怀里就抱着土? 后来看朱熹的《四书集注》注释才明白了,所谓“德”,就是一种本应如此的、抽象的、超越的善。而“土”呢,就是指一个人沉溺在自己的环境中,被周边的环境因素深深地制约,这叫“土”。对啊,我们今天说一个人“土”,其实也还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被自己的环境深度影响,难以自拔,不能超越性地接受新事物,适应新环境。 你看,把“土”和“德”一对立,我们突然也就明白了“德”的意思。它不只是讲仁义道德,它其实是一种超越性的要求。你要是有德,那你的那个德,就是凌驾于一切环境因素之上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能看情况,不能屁股决定脑袋,位置决定立场,你的标准应该是立于天地之间的永恒的标准。心里有这个行事准则的人,才是君子。 你看,孔子在先秦时代就提出来的这些创造性的观念,经历了扭曲,经历了衰落,但是,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年头,借由范仲淹这个人,借由《岳阳楼记》这篇文章,再一次振作了起来。 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说,“以天下为己任”不仅是朱熹对于范仲淹表扬,它也成了宋代士大夫对自身社会角色的一种自觉。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以天下为己任”这句话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通向宋代士大夫内心世界的大门。 最后,还是要多说两句《岳阳楼记》。这篇文章里,还藏着两个冷知识。 第一个冷知识,“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个滕子京是谁啊?是范仲淹的一个朋友,他为什么被贬谪到巴陵郡啊?因为他做官离任审计的时候,有人汇报16万缗的公款去向不明。朝廷想要继续调查,滕子京居然把相关的账目,一把火给烧了,是因为这个事被贬谪的。这件事的真相扑朔迷离,范仲淹也一直在替滕子京解释、喊冤,说根本没有那么多,但是毕竟,滕子京留在历史上的背影是“疑似贪污犯”。 第二个冷知识,《岳阳楼记》里面有一段,“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我看整个巴陵的景观啊,就是洞庭湖最好,后面又是一段活灵活现的描写:“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但你知道吗?范仲淹其实压根儿就没去过岳阳楼。他只是看了滕子京给他画的一幅画,然后就一挥而就写了这篇文章。不算是山水游记,算是看图说话吧。 我不知道你听了这两个冷知识之后,对《岳阳楼记》的评价会不会降低?而这正是我今天最想说的:精神世界的超越性,是不被环境、载体所限制的,一篇千古雄文怎么会被这两个小瑕疵掩去了光芒?那几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几句话是远远超越于这篇文章,超越滕子京这个人,超越创作过程中的存在了。 它早就拔地而起,直冲九霄,和天地精神独往来,虽万古而不磨灭了。只要是听得懂中文的人,不管身在何处,心有何属,听到这几句,必然是心头一暖,精神一震。 这就是1044年,庆历四年,我为你讲的范仲淹和他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1045年,再见。 致敬 本节目的最后,还说啥呢,必须致敬范仲淹和《岳阳楼记》啊。致敬的方式,就是把368字的千古名篇,给你念一遍。你也怀怀旧,我也过过瘾。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2025年的第一天),致敬范仲淹,致敬中华文明史上所有的君子,他们,像漫天的星斗,像五千年的象形文字,像未来人们凝视咱们的眼睛。 参考文献 (宋)范仲淹撰,李勇先、刘琳、王蓉贵点校:《范仲淹全集》,中华书局,2020年。 (宋)周煇:《清波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撰:《辽史》,中华书局,2013年。 程应镠:《范仲淹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 王启玮:《言以行道:庆历士大夫与北宋政治文化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 刑爽:《忧乐圆融:北宋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光明日报出版社,2024年。 王炎平:《科举与士林风气》,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 阎步克:《酒之爵与人之爵:东周礼书所见酒器等级礼制初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 李泽厚:《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 汤勤福主编:《中华礼制变迁史》,中华书局,2022年。 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中华书局,2022年。 陆敏珍:《宋代家礼》,中华书局,2022年。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西书局,2019年。 叶国良:《中国传统生命礼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 刘永华:《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李存山:《范仲淹与宋学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 吴飞:《现代生活的古代资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余秋雨:《君子之道》,北京联合出版社,2014年。 (日)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诸葛忆兵:《范仲淹传》,中华书局,2012年。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赖永海:《中国佛教通史(共15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耿战超:《〈论语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林鹄:《政治史的魅力:结构、事件与担纲者》,《学术界》,2023年第11期。 杨光:《政治过程与历史书写——景祐三年范仲淹被贬事件发微》,《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梅莉、宋相阳:《从传说中的阅军楼到中国文化地标——岳阳楼之声名传播》,《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仝相卿:《欧阳修撰写范仲淹神道碑理念探析》,《史学月刊》,2015年第10期。 郭炳洁:《近三十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15年第8期。 李强:《“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背后》,《历史教学》,2011年第22期。 朱刚:《从“先忧后乐”到“箪食瓢饮”——北宋士大夫心态之转变》,《文学遗产》,2009年第2期。 李伟国:《范仲淹〈岳阳楼记〉事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届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