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朔州市应县58岁村干部疑因村务惨遭杀害。12月28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从死者方某亲属处获悉，该案有最新进展，杀人凶手雷某首次出庭受审。朔州中院58岁方某遇害，嫌疑人雷某被带走死者亲属提供的方某生前的十多个工作群
死者家属认为，方某作为村委干部，是因公在工作岗位遇害，应该认定工亡。“大临河乡政府应该也知道，就是因为村务矛盾，但现在也没给我们家属解决，就因为我父亲不在体制内，所以不能认定工亡。”
方女士承认，大临河乡政府工作人员与家属在协商善后事宜，“说乡政府没有明确的依据证明案发当天我父亲是去调解矛盾，乡政府只能以慰问的形式进行补偿。”
方女士坦言，父亲遇害后，家中83岁高龄的奶奶年迈多病，52岁母亲精神抑郁。作为死者家属，他们要求严惩杀人凶手，希望因村务矛盾被歹徒残忍杀害的父亲能得到应有的工亡认定。
乡政府同情慰问
“他不是公务行为是个人行为”工亡须具有公务身份
12月28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联系应县大临河乡政府，一位领导表示：“乡里没给他安排这个工作，他当时去找雷某的兄弟，他雇他找了一块地。他不是公务行为，他是个人行为，他是自己去的，也没有人陪。他当天去送东西，我们也问了派出所，有关材料也看了，就是调解纠纷，不可能让他一个人去。”
对于两人因为修路等发生矛盾，这位乡领导回应称：“我没见这个东西（起诉书），现在只能等法院判决，判了之后再看。”
这位领导表示，申请工亡需要符合相关条件。“乡政府也对死者家属表示同情和慰问，乡政府也做到位了，包括考虑发动干部给死者家属捐助。”
9月大临河乡政府出具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显示，方某遇害后，乡政府安排人员多次慰问家属，考虑到其有年迈的母亲和妻子，乡村承诺给予家属适当慰问金。
认定因公死亡须具有公务身份，对于方某村干部这类非体制内无编制人员，其身份并不直接等同于国家公务员，因此在认定上存在一定难度。
这份意见书也提到一些特殊情况，如村干部在参与防汛救灾、疫情防控等公共事务时发生死亡，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和当地政策进行特殊认定。如果死亡发生在私人时间或由于个人原因，则一般不视为因公死亡。
律师说法
完善工伤保险政策要实打实为村委干部兜底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受访认为，死者身为村干部是否构成“工伤”值得探讨、商榷。
依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村干部构成工伤的前提条件之一是，村委会与村干部建立了劳动关系。而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认定劳动关系应当满足3个要件——
1、双方具备劳动法规定的主体资格；
2、劳动者和单位之间存在人身依附性，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赵良善指出，村委会组成人员中，村干部是通过村民推荐、选举当选，是否聘用，并非由村委会单方决定或双方协商确定。且村委会干部并不脱产从事村委工作，主要从事农业工作，不满足接受管理和人身依附性要件。
此外，村委会干部的收入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劳动报酬，因为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对村委会干部及其他成员，根据工作情况，给予适当“补贴”。
赵良善强调，鉴于以上剖析，这并不意味着村干部或其家属再无其他权利、再无救济渠道，其实，村干部在履职过程中伤亡的，对于存在加害人的情况，应当由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
又因村干部为公共利益伤亡的，所以可以依照《民法典》第183条关于“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的规定，由受益人村委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等给予适当补偿。
赵良善呼吁，村委会、居委会作为一线基层组织，日常需要处理的事务千头万绪，不管是应对自然灾害还是解决矛盾纠纷，村干部遭遇意外或者人身伤害在所难免。
“如无法认定工伤工亡，对他们来说，显然缺乏安全感，也不公平。针对这一类人群补上福利保障的漏洞，并不是什么难事。更何况，诸多地方也已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赵良善举例说明，2022年5月，江西省在赣州市开展了补充工伤保险试点工作，就把村(社区)两委人员纳入了补充工伤保险的范畴。
从赣州的经验来看，“补充工伤保险”是一种政策性保险，由政府主导、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因此，不管是从提高村干部工作积极性的角度，还是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各地都应未雨绸缪、曲突徙薪，尽早将村干部们拉入工伤保险“大群”， 补充完善工伤保险政策要实打实地为村官们兜底。
原标题：《58岁村干部疑因村务矛盾遇害案开庭，凶手称修路产生积怨，乡政府称工亡须具有公务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