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亚历克斯·尼文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所写的导读中所强调的，马克·费舍这部引起人们巨大热情、关注和讨论的著作“在一个层面上是21世纪头十年英国特定环境的产物”[①]，但在另一个更大的层面上，费舍于这一特定环境中所观察、思考和指出的问题以及困扰着我们的感觉和氛围却是广泛且普遍的。而恰恰因此，《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才会引起读者们如此强烈的共鸣，因为大家不仅意识到而且切身地感知到，费舍所谓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就是他们当下所处的现实，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可能是所有的未来。这种无奈、迷惘又绝望的感觉被费舍以清晰、理论化又切实生活的语言表达出来，他就好似一位技术精湛的医生一般，准确地诊断出我们以及我们所处时代的症状，并且在其不断地探索、分析和思考中企图与我们共同寻找那看似渺茫的解决方案与另一种可能。因为在费舍看来，“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揭露了当下一种“更加深刻、更加无处不在的枯竭感，文化和政治的不育感”，不会再出现新的东西、新的可能以及“别无选择”成为21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最典型的症状，而它所指的不仅仅只是这一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全面笼罩，而且也暗示处于其中的个人在其主观、心灵和精神中也都束缚于这样的氛围，从而导致一种彻底的“停滞”与绝望。《人类之子》海报
费舍认为的第二种本质变化是詹姆逊曾经所描述的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斗争，在当下已经彻底消失，“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不再上演那种与现代主义的对抗”，因为在前者看来，现代主义已经彻底失败了。詹姆逊对于现代主义的看法延续了阿多诺等人的现代主义研究，后者认为“现代主义仅凭其形式上的创新就具有革命的潜能”，但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则使他意识到，现代主义的主题已经开始被大众文化所吸收，与此同时其形式也伴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而渐渐商品化，它开始成为资本主义市场中一种可供消费的商品，因此其曾经的“信条”——精英主义的、自上而下的文化模式——也在强调“差异”、“多样性”的大众和消费市场中遭到质疑、解构与拒绝。现代主义于此时似乎已经消失，它被后现代主义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完美地吸纳，并且以一种大众的、民主的名义宣布它的“精英”与不合时宜。因此，詹姆逊看到的二元对抗已经不复存在，曾经可能作为后现代主义对手的现代主义如今“只能作为一种被冷藏的审美风格”才得以周期性的回归，而其“作为一种生活理想”的形式则彻底衰落。这种对抗性的消失与费舍所指出的第三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特征息息相关，即伴随着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资本主义不再存在一个“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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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神健康的危机与官僚制的增殖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私人情绪与时代症候》书封 因此，费舍不断地强调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中的“精神健康瘟疫”不应该被当作一个像天气那样的自然事实，而是应该意识到它的结构性成因，即那些普遍被医学化的精神和心理健康问题实则是“被捕捉到的不满的形式”，并且能够通过对其的“向外疏导出去，导向其真正的原因——资本”，因此在费舍看来我们需要把它重新政治化，由此构建出一种有效的对抗新形式。费舍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刻看法，或许与他自身遭遇着抑郁症的折磨息息相关，他曾经批评一种典型的陈词滥调，即把社会和政治问题简化为个体病态，并且通过倒因为果，而成功地把责任推卸到无助的个体身上。在费舍看来，他自己的抑郁症之所以能够得到控制，正是因为他一直都是从不那么个体化的角度来理解它，而也恰恰如此，它也为费舍把自己的痛苦外化寻找到了一种方式，并且也为他思考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中的精神健康问题提供了最切身的感知形式。在费舍看来，“当代本质上是压抑的”，无论是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左翼、公众甚至民族都呈现出这种普遍相似的状态。 在这样一种“无人的统治”制度中，人人都忙碌不已，但到底在忙什么，却无人知道，而重要的恰恰是要始终维持这样一种忙碌的繁盛表象，由此就产生了如下的状况，“新官僚制采取的形式，不是由特定工人来履行具体的、明确界定的职能，相反，它侵入工作的一切领域，结果是——就像卡夫卡预言那样——工人变成他们自己的审核者，被迫评估他们自己的表现”，因为重要的不再是工作的目的和绩效，而是要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对工作的表象再现中，因为这一再现本身如今成了审核工人自身工作能力、状态和投入的主要依据。而更吊诡的是，虽然个体能够意识到问题所在，但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否认结构的协助下，“正是工人在主观上对审核任务的不投入，使他们能够继续从事毫无意义的、令人泄气的劳动”,由此通过作为共谋者而维系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不断增殖。 根据西蒙·哈蒙德为本书撰写的后记中可知，费舍对网络政治的参与最终遭遇了一个痛苦的拐点，“伴随着学生运动和反紧缩运动失去动力，一些活动者的经历转向了自身内部”，由此形成了如今已在西方网络和主流社会中大行其道的“指控文化”（online call-out Culture），而费舍对此的批评最终“引狗上身”。费舍敏锐地意识到诞生于网络中的新的指控文化的背后是一种恶性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而其核心便是“身份至上主义”（identitarianism），即对于某种本质（essentialism）身份的迷信，从而企图构建出一种非黑即白的界限与形象，由此也就导致各种模糊性难以存在。而这恰恰是费舍所担心和反对的，因为在他看来，“没有身份，只有欲望、利益和认同……重点是要把一切接合（articulation）都当作临时的、可塑的”，身份至上的本质主义最终只会造成不断的僵化、对立和新的等级制。注释：[①] [英]马克·费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私人情绪与时代症候》，王立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14页。后文引用只标注页码。[②] [德]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③]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页。[④] [美]理查德·桑内特：《没有面目的人：新资本主义之下工作的个人后果》，周悟拿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⑤] [美]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吕宇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第XVIII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