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快的记忆我也欣然接受，因为那是我遥远的青春”——让-皮埃尔·梅尔维尔《影子部队》（1969）（S.豪尔、M.杰奎斯，孙虹：《从1988年看1968年：历史性的年代》，《国外社会科学》1988年第11期，第36页。）（赵京华：《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7—8页）。日本的后现代理论，正是在埋葬“六八年”及其反抗行动的坟墓上破土而出的。近年来，长谷川健治等史学家开始逐渐关注这一段日本的“激进左翼史”，也推出了例如《学生激进主义与战后日本的形成》等具有分量的研究作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年，以下简称《以命相搏的青春》）一书中，岛泰三参考了大量亲历者回忆口述、编年资料等史料，结合亲身回忆，为读者描绘了当年日本大学、东京大学“全校共斗会议”（以下简称“全共斗”）的学生们死守安田讲堂、捍卫社会正义的执着姿态。岛泰三认为，安田讲堂的学生斗争是战后日本青年一代心灵觉醒的表现。他们反对战争、反对僵化的教育体制，希望改变国家的结构性弊端。但他们在斗争中难免表现出天真和失措。安田讲堂斗争的失败并不能掩盖青年学生们纯洁而崇高的理想。一（赵京华：《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8页）二三尾声
“六八年”结束了，一个“让想象力夺权的年代”随之终止。但对亲历者来说，“六八年”尚未结束。“秩序党人”开始着手惩罚这些反叛的孩子们。1969年初，参与安田讲堂斗争的岛泰三等一众学生在被机动部队清理出讲堂后迅速遭到逮捕、审判、收监。现代传媒关于审判斗争学生的一篇篇报道重新巩固了民众对于社会稳定的感觉。学生们作为叛乱者、危害社会秩序者的形象由此确立。
“六八年”的结束，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知识界的重大转向。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为代表，日本后现代文学批评悄然崛起。后现代主义以消解宏大叙事的名义解构了一切。它同样也解构了“历史”本身。黑格尔笔下的“世界历史”再也无法作为“世界法庭”而存在。宏大叙事的消解，带来了一个话语空前多元化的社会。持不同价值立场的历史叙述在话语场中彼此竞争，谁也无法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站在“真理”这一边。岛泰三和佐佐木淳行围绕安田讲堂斗争彼此迥异的历史叙述，也应被视作这一历史进程的延续。
然而，《以命相搏的青春》一书却顽强地排拒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它要做的，是还原日本当年斗争现场学生的所思所感，以告诉读者，这一代日本学生，并不像他们在欧美的同龄人那样沉浸在花哨的迷幻药和摇滚乐中，任性地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行动的历史含义，并不惜以血和生命为代价一步步奋斗。“和世界史同频共振”，是斗争学生们的信念源泉。他们乐观地相信，历史将给予他们的奋斗以最终的审判和公正的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命相搏的青春》也是一份抗议书，它重新找回了历史叙述应担负的伦理和道义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