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历史学的范式经历了从人类中心向更广泛的生态视角的深刻转变。20世纪中叶，传统历史学以政治史、经济史为核心，聚焦人类作为历史主体的活动。随着“新史学”的兴起，以国家和精英为中心的史学逐渐受到挑战。社会史、文化史、微观史的兴盛，推动了研究的多元化，尤其是关注边缘群体和日常生活的历史，这为非人类主体进入历史学提供了基础。同时，环境史在20世纪70年代的兴起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将人类社会重新置于生态和环境的大背景中来加以对待。通过探讨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历史互动，环境史为动物作为历史主体提供了合法性和方法论支持。由此，动物被“重新发现”，成为历史叙述中活跃的行为体，对主体性的关注取代了以往强调从属性和等级性的人与动物关系。
在与人类相纠缠的无数飞禽走兽之中，将目光着眼于流浪动物有着许多意义。流浪动物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处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边缘地带：既不完全属于“荒野”，也不完全属于“文明”；既与人类社会保持近距离接触，又不完全受人类的控制。这种“边缘性”赋予了流浪动物独特的历史意义，使它们成为人与动物关系复杂性和动态性的集中体现者。家畜和伴侣动物通常受到人类的全面控制，它们的生命和活动被人类定义为工具性或情感性。而野生动物则与人类保持相对的空间隔离，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流浪动物与人类共享城市空间，却不完全受人类的意志支配。这种游离于控制与野生之间的状态，使流浪动物既参与了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又保持了一定的自主性，成为城市历史中独特的行为体。流浪动物的眼睛是一面镜子，不仅能映照出人与动物间关系中的丰富面相，更为我们反观“人类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路径。被“宠物猫”定义的“流浪猫” 随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户外活动的猫逐渐成了人类社会有待解决的“问题”。由于传染病控制、生态多样性、交通安全等多种原因，人们通常反对猫在室外大量无主地活动。这也与猫的角色转变有关，猫由工作动物渐渐转向宠物等角色，被认为应与人共生、应在室内圈养。城市中长期生活、居住在户外的猫，被冠以“流浪猫”之名。因而，“流浪猫”一词的定义似乎是与“宠物猫”的定义相对而生的。Pet Revolution: Animal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British Life国内新近出版的《宠物革命》中译本家门内外：一种文明与荒野的界限）详细地回顾了流浪猫与城市环境互动的历史进程。在西雅图进入城市化进程以前，猫被人们视为独立的捕鼠者和清道夫，生活在半野生的状态下，如谷仓和棚屋中，仅在人类不在时偶尔出没。这些猫自19世纪50年代随人类进入西雅图后，每天都在通过自己的行为塑造自己的生活和猎物的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猫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到了20世纪，人们开始认为猫在城市中自行漫游、独立捕猎的生活方式是不正常的、是“在阴暗地方苟且偷生的可怜流浪者”。这种观点对猫原先作为能动的捕鼠者的角色提出了挑战。该研究展现了一个社会与文化的历史进程，即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进程，流浪猫和狗被视为与早期自由漫游的牲畜类似的存在。在定义现代城市的过程中，有人呼吁限制这些动物的自由漫游，认为它们对庭院和花园的破坏不亚于让猪在城市中自由奔跑。在此背景下，社会对流浪猫的态度相应变化，例如对流浪的饥饿幼猫使用氯仿进行“友好的处理”。从最初的半野生状态，到成为城市现代化争论的一部分——该研究所揭示的流浪猫在城市发展历史中的角色变迁具有相当的代表性。The City Is More Than Human: An Animal History of Seattle）探讨了人类对城市环境中流浪猫的复杂而多样的反应。它通过研究人类、动物和城市空间之间微妙的关系，挑战了人们对流浪猫等待拯救和被动形象。这项研究强调了人类对流浪猫的矛盾态度，从喜爱到恐惧和厌恶，以及这些态度如何受到流浪猫所处的物质和社会环境因素的塑造、社会对于城市空间的分类影响了人对流浪猫的态度：在某些空间，其被视为自然“野性”的一部分；而在家庭之内或其他强调秩序的空间中，流浪猫则被认为格格不入。在伦敦的菲茨罗伊广场的流浪猫群落成功融入了城市景观，成为“都市荒野”（urban wildness）景观的一部分，为人接受和赞美；而在居民区出现流浪猫通常被视为对家庭秩序的侵犯。围绕城市空间的规则也在制约城市中的人，“违规的人”和“违规的猫”一样会受到社会的排斥：与流浪动物关系“过近”的人可能会被当局和邻居视为异类。《城市中的流浪猫》还讨论了与城市生活相关的荒野（wildness）概念，表明人类对流浪猫的反应不仅仅是关于动物本身，还涉及更广泛的文化和社会对自然、家庭生活和城市生活的态度。此外，本文还将宠物猫与流浪猫的驯化进行了比较，指出宠物猫在西方社会中保留了一些野性，象征着家庭边界的部分开放以及自然与文化之间边界的流动性。Cat Wars: The Devastating Consequences of a Cuddly Killer《流浪猫战争》的原版和中译本Trash Animal）一书探讨了20世纪初美国的饮食文化，特别是在进步主义和科学理念影响下形成的饮食习惯，美国社会如何通过食物选择来表达自制、健康、经济和爱国主义等价值观。书中讨论了流浪猫作为食物的使用，这反映了当时对食物选择的更广泛社会和文化讨论。作者企图表明，科学和进步主义思想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当时的美国饮食文化。在20世纪初期，食用猫肉（尤其是被认为数量过剩的流浪猫肉）一度被视为挑战传统饮食禁忌和推动饮食实践合理化的一个例证，呼应了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基于健康、经济和爱国主义理由的饮食替代倡议。有人认为这种行为挑战了两个美国烹饪禁忌——不吃食肉动物和不吃宠物，公众和意见领袖对于食用猫肉的反应和伦理考虑，反映了当时社会对食物资源使用和宠物饲养的态度。“流浪”与文明的边疆 相比于近期国内市区野猪“流浪”引起的惊愕甚至于震恐，流浪猫的活动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城市景观。这种对比不仅反映了人们对不同动物在城市空间中存在的心理接受度，也凸显了城市生态和社会文化中隐含的边界定义：哪些动物能够被“文明”包容，哪些动物必须留在“荒野”，以及哪些动物游走于两者之间，甚至改换“阵营”。这些边界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被建构和重塑。从流浪猫的相对“亲和性”到野猪的“突兀感”，我们可以看到，动物在城市中扮演的角色与其在人类叙事中被赋予的象征意义密切相关。通过观察动物在城市空间中的位置及其流动性，我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历史；这不仅仅是对人与动物关系的补充性研究，更是对人类社会如何建构和调整其自身边界的反思。参考文献：1，Driscoll, Carlos A. et al. “The Taming of the Cat.”Scientific American2，Huw Griffiths, Ingrid Poulter and David Sibley, “Feral Cats in the City,” in Chris Philio and Chris Wilbert, eds., Animal Spaces, Beastly Places: New Geographies of Human-animal Relations3，Peter P. Marra and Chris Santella, Cat Wars: The Devastating Consequences of a Cuddly Killer4，Bruce Barcott, “Kills the Cat that Kills the Bird?,” in Kelsi Nagy and Phillip David Johnson II, eds., Trash Animals:How We Live with Nature’s Filthy, Feral, Invasive, and Unwanted Species5，Helen Zoe Veit, Modern Food, Moral Food: Self-Control, Science, and the Rise of Modern American Eat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