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4年12月7日，法国举行仪式庆祝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视觉中国 图
传统上，国家（state）背后的强力被认为扮演了保证契约履行、向社会提供诸如水利、交通、安全、法律等公共品的第三方角色。受此影响，主流经济学把“公共品”（public good/service）定义为消费上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物品（或服务）。而非竞争性，意味着所有人都是潜在的搭便车者，投资方无利可图，因而只能由政府提供。
此时，各自需求千差万别的搭便车者就异化成为剥削别人税款的人，而政府为了减缓或防止公地悲剧，要么在生产更多公共品的进程中成长为巨型利维坦，要么制定各种管制措施提高公共品的排他性，与宣称的“公共品”背道而驰。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奥马巴政府早年推出的医保制度、美国教育部主导的各类联邦科研基金等公共项目正是此类“公共品”的典型，而美国政府逐年上涨的赤字规模背后，或许也有公地竞逐的推动。
可见，公共品问题之所以成为普遍难题，并不是因为它的“公共性”，反而恰恰是因为出资人和收益人脱钩而导致的普遍“不公共性”。
巴黎圣母院这次由私人出资修建、私人和公众共同受益的协调博弈再次表明，公共品的生产并不一定需要排斥个人的自由选择，包括搭便车的自由。一旦私人资金与其需求偏好能直接相关，私人提供的公共品往往能达成更优的资源配置和良好的正外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并非出于自愿而“被投资”的公共品，很可能根本就不是“公共”的。让真正喜欢它的人自愿掏钱，让爱搭便车的搭便车，或许是解决公共品难题可行的思路。
（作者何坤为农业投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