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章静绘）《璩家花园》，叶兆言著，译林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536页，78.00元读完《璩家花园》，我觉得它在句子层面最突出的形式特征是重复。同一句话中，语义相近的表达反复出现，使意义逐步递进。有时这种重复甚至带有诗歌般的节奏，或呈现押头韵的效果。您能谈谈您写作中的重复吗？这算您的写作癖之一吗？让我举个小说里的例子。比如第一章天井推倒李择佳后，您在同一页里写道：“当时不可能考虑到有什么后果，顾不上有什么后果，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一个最简单的念头，那就是赶快跑，赶快逃之夭夭。”“一时间，他完全给吓傻了，吓晕了，站在那一动不动……”“这个祸大了，闯得太大了，谁也饶不了他，谁也不会放过他。警察肯定会过来抓他，肯定会抓到他，杀人偿命。”为什么写这样的句子？这部小说里，重复作为形式特征还体现在另一个层面：同样的信息（如民有为费教授补发工资出力、天井迟钝、李择佳曾是缝纫小组主力），会在不同章节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多次出现。由此，小说内部形成了一种循环呼应的感觉。这种处理似乎也契合了这部小说的篇章结构：前六章，对应共和国前三十年历史，时间线在七十年代（奇数章）和十七年时代（偶数章）之间摆动；后六章，对应共和国后四十年历史，时间是线性向前推进的。您这样安排有什么考虑？小说各章虽然以一个年份命名，但每一章叙述的故事往往会跨越前后几年。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小说进入八十年代后，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甚至称得上是“狗血”的事件，如隐瞒取向骗婚、分尸、失踪、嫖娼、精神病发作、车祸、坐牢，尽管您是用反戏剧化的笔法来写的。这些情节的安排是为了让后四十年的叙事强度，与前三十年的历史起伏相比不显单薄，还是为了营造某种不真实感？我认为这部小说另一个突出的形式特征，是对语言、说话，或者说言与意之间关系的自觉，尤其在涉及恋爱情节时非常明显。我们经常能察觉到“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说出口的”和“没说出口的”、“言下之意”和“言外之意”的区别，经常能读到“一言难尽”“话中有话”“装听不懂”“装不知道”，也能在人物对话里看到诸如“真不是这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我没别的意思”这样的句子。您能谈谈小说的对话吗？这部小说的不少对话有种辩证性，经过几个来回，此方的意思变成了彼方的意思。《璩家花园》的叙述者经常现身，尤其是在第一章中，比如叙述者说：“故事说到这里，我们必须打岔，说点别的什么，整理整理头绪，简单交代一下人物关系。”看起来，这位叙述者始终站在在某个后来的时间点，回望这段历史。您为什么选择用“我们”这个叙述视角？
小说中，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背负着“右派”的身份。您父亲也曾是“右派”，而您之前在《父亲和方之的友谊》一文中，分析过这一群体的心理。民有这个人物与您父亲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相似性？“禁忌”似乎是一个跨越您早年生活和这部小说的主题。您在别的地方经常提到，小时候父亲禁止您看书，反而成了您阅读文学，继而走向作家之路的一个动力。在《璩家花园》，经常有用“越……越……”结构将两个反义词串起来的句子。您曾在《人，岁月，生活》一文里写道，“禁止是个很大的磁场，越是不允许，越可能犯禁”。谈谈这部小说里的“禁忌”吧。您曾说，海明威教会了您写作的分寸。我们在《璩家花园》里也读到了这样的分寸感：比如天井窥视被抓，比如李学东侵犯阿四，都在高潮处戛然而止。能谈谈您的反高潮写法吗？小说写到费教授的部分，文字会古雅些。与此同时，整部小说中也有许多大俗话，不过在描写相对底层的人物时，您又会偶尔插入一两句典雅的表达。能谈谈您对语言雅俗的理解吗？《璩家花园》里描写了形形色色的爱情故事，但除了纯情的天井，其他人物的情感生活中出轨似乎成了一种常态。您也揭示了某些爱情关系背后的功利考量，人们会为解决现实问题而在一起。您怎么看待这些爱情？小说里有没有哪段感情是您愿意再谈谈的？比较而言，《璩家花园》里女性的命运似乎更悲惨，相似的故事在代际间反复上演：比如江慕莲的死亡和阿五的失踪，又比如江慕莲和阿四的怀孕都带有某种意外性质。您怎么看？小说里的南京形象比较模糊，有点抽象，是因为您想强调这些故事的普遍意义对吧？如果把小说里的“南京”替换为中国其他一个类似的城市，这部小说也是成立的？能否说这部小说的结局，体现了您与中国当代历史和解的态度，即便是在某种忧伤的基调下？《璩家花园》里有不少跟命运相关的词，比如“听天由命”，好像呼应了这种态度。
叶兆言：只能听天由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