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是民族历史书写的舞台。它不处于十字路口，只是一个岛屿，远离欧洲其他地区，也远离欧洲历史的大部分事件。在历史学家和古文物研究者看来，爱尔兰的边缘性是习以为常的现象。这些研究者倾向于附和并不断重复以下事实：爱尔兰从来不是罗马帝国的组成部分。对于如休谟（David Hume，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这样的历史学家而言，此事则是一种耻辱，因为欧洲的所有地区正是从罗马获得其礼仪规范的。对于民族主义者、19世纪的作家们而言，这却是值得自豪的一点——爱尔兰仍然保持着它原初且本土的真实性：“爱尔兰让大陆民众垂涎已久……然而只有罗马人才差点去征服爱尔兰。”这一观点可追溯到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莱布尼茨在其《词源汇总》（Collectanea etymologica）里便推测过欧洲语言与（特别是）凯尔特语言之间当时还未明晰的关系。他指出，爱尔兰的边缘性让该国及其语言变得有趣，因为它未曾受到稍后移民浪潮的影响，而后者曾搅乱了欧洲的种族-语言版图。爱尔兰的语言或许得以安全保存下来，因此变得更古老、更原始，特别是同（例如）威尔士语相比。（在凯尔特文献学家之中，这一观点仍占据主导地位。）
爱尔兰圣科尔曼大教堂
于是，19世纪爱尔兰的民族历史书写面临着一种尴尬的三重困境。首先，它不能再天真地重复中世纪传说般的伪史学，而必须向17和18世纪期间在历史书写方面取得的明显进步妥协，如由马比昂（Mabillon，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和穆拉托里（Muratori，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带来的史料考证与史料编辑，由伯内特（Burnet，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克拉伦登（Clarendon，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和休谟带来的“哲学化”历史写作之发展。然而，另一方面，他们虽同情盖尔人的传统，但这些传统却被现代历史书写视作空想与幻想而遭到摒弃。尽管如此，即使在该传统的观点下，爱尔兰盖尔人也仅仅是前后相继的各族群链条中的一环。它的前面有费尔伯格人和达努神族，而它自己则被丹麦人和英格兰人所取代。那么，如何解开这一棘手难题呢？
古代爱尔兰的制度、艺术和风俗，除却少数例外，都是在几乎完全不受外来影响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罗马人从未踏足爱尔兰；虽然他们的影响在某些细微层面上能被人感受到，这些影响或是通过直接交流，或是间接通过不列颠人产生。第一批以侵略者身份出现的外国人是丹麦人，……然后是盎格鲁-诺曼人……。但是，丹麦人和盎格鲁诺曼人入侵的一个重要影响必须在此指出：他们阻止了当地学问与艺术的进步……爱尔兰展现出一个被阻止发展之文明的奇景。 托马斯·穆尔 由此，这就是“开启”一段爱尔兰历史的可被接受之方法。开头几章描述与解释了一连串从远古时代以来流传的神话与传说，而没有在事实上认可它们。在这种描写技巧后，文本开始转向描述生产那些神话与传统的土地和社会。这是爱尔兰人口地层的首个真正的“历史”岩层：盖尔人。然后，历史继续向前发展，通常由圣帕特里克的基督教传教开启。由此，盖尔人的爱尔兰被凸显为该国真实最主要的身份认同之代表，即便这一点并不能为历史叙述布置一个显而易见的开场或场景设置。 以编年体顺序，细节化地描述关于国王与族长的所有重要事件，包含他们与罗马人、不列颠人、丹麦人与诺曼人的数场战争的真实记载；用图像方式描绘克朗塔夫（Clontarf）战役，“强弓”（Strongbow，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的入侵；国王罗德里克·奥康纳（Roderick O’Conor，约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之死；爱德华·布鲁斯（Edeward Bruce，约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加冕为爱尔兰国王；奥尼尔家族（O’Neills）与奥唐纳家族（O’Donnells）对抗英格兰的战争；征用阿尔斯特（Ulster）；克伦威尔（Cromwell，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的入侵；迫害天主教徒；詹姆斯（James，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国王即与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之间的战争；德里（Derry）围攻战与博伊奈（Boyne）战役；阿斯隆（Athlone）围攻战；奥格里姆（Aughrim）战役；利默里克围攻战与《利默里克和约》；刑法；志愿军；爱尔兰人联合会；1798年起义；联合；天主教解放与废止令；青年爱尔兰运动；芬尼亚会起义（Fenian insurrection）；土地同盟（Land league）等等。 如此史学著作面向的是更为广阔的市场，通常针对美洲的爱尔兰移民。但是，即便是那些由爱尔兰本国学界所完成的更为严肃的史学著作，同样显示出一种趋向：即通过给出一种神话般的导论，并时常将之掩饰为一种对已有文献的概览，来为史学论著设置场景。在尤金·奥库里（Eugenne O’Curry，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完成的多卷本里程碑式巨著《古代爱尔兰人的风俗和习惯》（O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Ancient Irish）中，在作者身后担当编辑之责的W. K. 苏利文（W. K. Sullivan）写下了一段冗长的导论（1873年）。他详细阐述了从格林到马克斯·米勒的整个文献学的“调查状况”（status quaestionis），以便确定该国盖尔人的种族构成。苏利文从当地传统中吸收了如下观点，认为，“大不列颠与爱尔兰都先后为不同种族所居住”。接着，他拒绝了除此以外的这些自相矛盾的传统，认为它们是无价值和不科学的：在任何情况下，时间很少被用来认真探讨与分析由莫尔人（Umorians）、佛莫尔人（Fomorians）、尼美第人（Nemedians）、费尔伯格人、达努神族、米利都人及其他族群的一连串奇特神话。而正是这些族群构成了爱尔兰历史的神话部分。 有关爱尔兰早期历史的常见描述告诉我们，在大约公元前16世纪左右，该岛被盖尔种族所占领。在此之前占领该岛的是达努神族。再之前，则是费尔伯格人。 爱尔兰的历史学家从未发现自己在开启民族史学时如米什莱风格那样拥有“宏大场景”，也未曾如德意志模式那样呼唤一种历史黎明的永恒原始状态，亦未曾如比利时模式那样拥有一种交通、交流与相会的感受。这源于三个因素叠加而成的结果。首先，爱尔兰远远超出了古典或后古典历史学家的视野，除了在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4或63-约公元24）、索里努斯（Solinus，约3世纪）和比德（Bede，约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著作的一些注释中可见踪影。它在罗马帝国外的特殊位置，同样意味着，有关其早期历史的记载，除了本土神话资料外一无所有。第二，它在12世纪被英格兰军队征服。这阻止了任何本土成长起来的人文主义者或对该民族过去加以学术研究之举的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游吟诗文献被压缩为受到重重包围的传统主义，不断以一种反英格兰的反抗姿态，重复其伪历史性神话。第三，“征服”这一概念已成为前盖尔、盖尔与后盖尔定居的一种嵌套修辞方法，象征着民族延续性的对立面。相反，在爱尔兰历史书写的修辞中，一种非叙述性开头，并不表现为该国的景观或史前情况，而是表现为对神话和传说的召唤。在不知不觉中，19世纪的爱尔兰民族历史学家追随并强化了如下观念：爱尔兰是一个奠基于神话和永恒幻想而非历史时间的国家。再者，他们总是通过“从最早时期到当代”（如同许多副标题都以各种方式包含这些内容）的叙述时间范畴来进行追溯，从而推后了一种历史终结感，并把恰当的历史终点（finale）定位于一种经常迫在眉睫、但从未实现的未来视角。在这里，与其他方面一样，对叙述策略的形式分析似乎明显突出了历史文本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倾向，并在文本上使之具体化。反之，这一点也表明，这些倾向依靠互文式回应与叙述惯例代代相传，经常超越大量突变与中断，始终保持着活跃性。 （本文摘自《把过去民族化：作为现代欧洲民族建构这的历史学家们》，孟钟捷、陆英浩译，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9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