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太史公作《史记》创史表一体，历代史家多有绍述者，如宋人熊方撰《补后汉书年表》以补范晔《后汉书》无表之失；明清以降，此道复大显于世，如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万斯同《历代史表》等，已脱“补史”藩篱而自成一家。近阅淮安毛乃庸（字元徵，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江苏艺文志·淮安卷》毛乃庸条作“字符征”，恐误，古人多有名元徵或字元徵者）《季明封爵表》一种，此书为南明封爵年月之表，亦是清人史表的流亚，于考述明季史事不无裨益。但其序跋多有沧海桑田之慨，从中更可窥见毛氏与刘世瑗、柳诒徵等师友的学缘。除《封爵表》本身外，笔者参稽柳诒徵《毛君元徵传》等文献以呈现毛、刘等人的生命史，学力不逮处，尚祈方家赐教。刘世瑗，时任职于北京大理院《季明封爵表》自序右为贵池刘君蘧六世瑗征书之启，君博览史籍，发愤欲撰《季明书》以续《明史》。蠡与君为郎舅之谊，朝夕相过，日惟见君伏案抄缀积稿数十巨册，方幸明季遗烈得以重光史乘，而君遽以中道逝，此册非君之著作，而君之壮志鸿才亦可以见于百一，恶可以不代传之耶？民国八年七月 南皮张仁蠡范卿赠京师图书馆藏并识家益贫，世变益亟。童騃贾竖腾踔弋政柄，用俚语为官书，益无所用文士，而君亦侵寻衰老矣。避债金陵，居陋巷，彳亍喘偻，与庸保杂作，犹不肯自贬损，摧眉下气、为好语于贵幸。萧然从故人乞贷，市炊饼，键板扉，辑故籍作细字书，戢戢成帙。徒仰屋浩叹，生乃不遭乾嘉盛时，紬绎四库，从徽浙诸老赏析奇侅也。今春战事蔓延江淮间，道路梗塞，虽欲出谋旅食而不可得，贫居无俚，藉翰墨为遣日计，成《季明封爵表》一卷。嗟乎！世变亟矣！吾侪小人不忧祸至之无日，而为此不急之务，既自嗤其傎，且回思曩昔与刘生商榷体例时，宛然如在目前，而桑海屡迁，幽明永隔，尤不能无俯仰欷歔之慨也！《季明封爵表》书封
《封爵表》每页列五大行，分写年、王、公、侯、伯的情况，明确引用的文献有林时对《荷牐丛谈》、戴笠《行在阳秋》、瞿共美《东明闻见录》、吴振棫《黔语》、刘献廷《广阳杂记》、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光绪利川县志》、《巴东县志》等，参考了多种重要的南明史籍，更兼顾到方志文献。笔者认为，相比于孟森、朱希祖等学院派南明史先驱，毛乃庸并不拥有丰厚的图书资源，他在穷愁无聊的生活中，于明朝旧都自撰此表，绝非陈寅恪所谓“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对于毛氏这样一位广义的文化遗民而言，撰述本身与生命、时世的联结，即是吾国史学之真精神。虽然毛乃庸“不喜宋明儒先书及浮屠家言，谓其虚诞无当”，似为一乾嘉后劲，但其涵养践履，不可谓无宋贤风骨，其学术路径，似乎也更接近当时的学衡派。
毛乃庸最终于1931年贫病而逝，但其一生著述颇丰，著有《十国杂事诗》十卷、《十六国杂事诗》十六卷、《后梁书》二十卷、《北辽书》九卷、《辽进士考》二卷、《季明封爵考》一卷、《檀香山岛国志》十九卷（寅按：参上海图书馆所藏稿本，实为《檀香山国志》）、《勺湖志》十六卷。又译出《安南史》、《朝鲜近世史》、《印度杂事》、《彼得传》、《泰西名家略传》若干卷。虽部分著作已散佚无考，但从中可窥见他一直对乱世历史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对萧詧之后梁、耶律淳之北辽及南明三朝这些流亡政权也有钻研，并且对于安南、朝鲜、印度、夏威夷等被殖民侵略的国家的历史也有关注。毛氏的研究兴趣与晚清以来的时局紧密相连，上海图书馆藏有其所著《后梁书》稿本二十卷，抄录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值庚子国变之后。对南北朝历史有基本了解者，自可意会萧梁末代与当日清廷处境之相似，萧氏后人受西魏、北周之播弄，而列强逐鹿中原钳制清廷，二者实乃同病相怜。我们固然不能断定毛乃庸在清季已怀辛有索靖之忧，但其史学的经世路径是与时代息息相关的，光宣年间同在南京居住的陈寅恪先生于晚年撰写《柳如是别传》时即如此回忆当时的氛围：“天下尚称乂安，而识者知其将变。寅恪虽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触。”如何适应这个暗流涌动、纷纭万端的时代，是这些成长于光绪年间的士人共同的人生课题。
民国十九年（1930），毛乃庸因镇江兵乱避居上海，并于此年将自己的著述稿本托付罗振常，罗振玉、罗振常兄弟虽为浙江上虞人，但侨寓江苏淮安，与毛乃庸实为同乡，二人相识当甚早。乃庸去世后，罗振常联系到时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的柳诒徵，商讨刻书事宜。柳诒徵决定先印出《封爵表》，不光因为卷帙较少、印刷省力，亦以“哀刘君之书未成，而覆辙之足资鉴戒，即诸藩封一端，亦季世所宜警寤也。”时值1933年，日军已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复于1932年发动侵略上海，有识之士如柳诒徵者自能感知大难在即，民族存亡悬于一线。所以柳诒徵在石印本《季明封爵表》末尾的跋文中，大肆讽刺“海上天子，船中国公，蜗角蚕丛，颠越狼狈”，慨叹南明政权陷溺于党争与封拜，并没有挥鲁阳之戈光复旧域。他的这番话，不正是对当日国府所作所为椎心泣血吗？
回顾毛、刘师徒自光、宣之交相识，直至《季明封爵表》刊成，虽前后历经二十多年，且文海出版社等后来也影印了这部史表，但就整个民国时期南明史发展的脉络来看，毛氏此表并不算非常重要的著作，柳诒徵亦在跋文中指出了数条舛误。在民国以来学术研究日益专精化、学院化的趋势下，毛乃庸这样沉沦下僚、并无多少心力搜集史料的下层读书人，注定是学术上的失语者。而他念念不忘的学生刘世瑗《征访明季遗书目》一书也曾被朱希祖抨击为“近人为学，专事剿袭，窃人之作，以惊世俗”（参吴航、高磊《朱希祖在南明史研究上的成就与贡献》，《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4期）。朱希祖的评价固然有着后见之明，但也清晰地反映出，传统社会个人修史之举已和现代历史学体制渐行渐远了。如果刘世瑗没有英年早逝，目睹日后史语所群策群力式史料整理工作的话，不知他还会否继续自己的修史大业？或许在强调“客观研究”的风气下，毛乃庸“以表、志为纲领”也成了迂腐不堪的论调，师徒二人因南明史而结缘，又如南明一般隐入历史的尘埃中，只留下数页史表，承载着当日商榷往还的真挚情谊和以史致用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