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丨闫桂花
在这项论文中，他们总结了中印教育路线的三个主要不同点。首先，中国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路径，优先普及基础教育。教育资源最先是集中在小学教育阶段，到了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重心转移到了中等教育；从这之后到现在，高等精英教育获得了更多关注。
（数据来源：The Making of China and India in 21st Century:Long-Ru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from 1900 to 2020，by Nitin Kumar Bharti and Li Yang。制作：界面新闻/闫桂花）· (来源：The Making of China and India in 21st Century: Long-Ru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from 1900 to 2020，by Nitin Kumar Bharti and Li Yang。其中社会学科包括人文、法律和商业。) 作者称，印度选择“自上而下”的路径、偏重质而非量以及更重文科的做法，可能跟英国殖民时期让教育服务于精英和公共管理的历史传统有关。
中国的低文盲率、高入学率、发达的职业教育，以及工科占优的高等教育，都为制造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而文科教育和发达的信息产业（以及该论文中未提及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对英语的重视），则让印度成了国际服务业尤其是软件和外包产业最有竞争力的玩家之一。
这些教育体系的差异，又是如何影响了两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作者认为教育体系的差异从三个方面导致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中国。第一，极低的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女性劳动参与率。2018年，印度20-60岁成年人中不工作的比例高达40%；而同期中国为23%。这部分可以归咎于基础教育不足、文盲率高企，因为通常来说，接受教育的年限越多，不工作的比例就越低，但在印度，哪怕是在高学历女性群体中，工作的比例也很低。第二，基础教育发展缓慢，掣肘了印度从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的进程，因为大量人口因没有得到教育而只能被困在生产效率更低的农业。不仅如此，在农业、制造业各个领域，中国的劳动力接受的教育水平平均而言都要高于印度。
1980年代两国相继实施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大了这三大效应。彼时，年龄大于20岁的成年人中印度有60%是文盲，而中国该比例只有22%。教育不平等还加剧了印度的城乡和贫富差距，论文数据显示，该国约25%的工资不平等源于教育的不平等，相比之下，中国该比例只有2%-12%。
“中国劳动参与率更高、更多劳动力聚集在更有生产力的部门，更高水平的教育，也因此，并不奇怪19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表现更好。”作者写到。
当然，印度的精英和服务业导向的教育发展模式也并非全无优点。大量科技和管理人才从印度理工学院等精英学府毕业，在硅谷和全球科技公司担任要职，成了印度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有没有可能因为两国不同的经济发展类型——前者更关注商品，后者关注服务——促使两国战略性地调整了他们的人力资本发展模式？作者认为这不太可能。因为两国这种教育理念的差异在1980年以前就已经存在。1960年左右，中国的毕业生中35%专攻工程专业，而同期印度，人文和社科领域占比达到60%，工程专业的毕业生比例不到5%。
长期以来，经济学界一直在讨论教育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一个共识是，对科技和工程领域的高等教育的重视可以支撑经济增长，比如有研究显示，一国在工科领域的毕业生占比高，经济增长会更快；相反，法学院毕业生占比高可能会拖累经济增长速度。
然而在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可能需要适配不同的教育体系，对此，经济学家尚未达成一致。一些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更接近技术前沿时，普通教育更能促进增长；相反，当国家远离生产力前沿时，职业教育被认为更能促进增长。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自下而上”的教育扩张，结合强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可能更能促进增长。然而，作者指出，也有研究表明增加高等教育比扩大中小学教育对增长的影响更大。
庞大的人口规模都曾为两国都带来了人口红利，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受过教育的人才涌向劳动力市场，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将中国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工厂”。
但近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新生人口数量下降，以及，伴随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开始面临工资上涨、生产率提升缓慢和产业升级困难等挑战，人口红利也已经成为过去式；更重要的是，中国还面临着从投资驱动型经济向着消费驱动型的艰难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业升级的同时推动服务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过去几十年的教育取得了非凡成果，但眼下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无论是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的脱节，还是教育的日益内卷以及教育回报率的降低，以及产业升级背景下应试教育体系对创新需求的未达等等，教育的改革还需提上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