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祝贺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因为其他事情，我无法直接到场，所以只能用视频的方式事先说说自己的相关看法。（ 刘禹锡：《天论上》）质言之，天之所能就是生万物，人之所能则是治万物，这是刘禹锡对于天人关系的基本理解。（ 刘禹锡：《天论上》）。“交相胜”不是说天可以取代人或者人可以取代天，而是天人有各自作用之意。对刘禹锡而言，天和人都有自身的特点，各有所长，并不能相互取代。天地万物之所以无穷衍化、社会之所以不尽发展，与天和人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无法相分。天与人之间不仅“交相胜”，而且“还相用”（ 刘禹锡：《天论上》），后者进一步确认了二者交互作用的关联。（刘禹锡：《天论上》）。这是十分重要的观点，它表明，人的特点在于通过法制的建设和实施，保证社会的有序。（刘禹锡：《天论上》）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按照法治的原则去做，但却不一定得到正面的肯定；有的人违背了法制观念，也不因此受到惩罚，是非发生混淆，它表明，在法治没有正确的或正常实施时，将导致依法者没有得到奖励，违法者未受惩处。（（刘禹锡：《天论上》）这种结论，可以视为“法大弛”的写照。（刘禹锡：《天论上》）。即使有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处于逆境，也不会归诸于外界，而是归咎于自己没有很好的履行法的义务。（刘禹锡：《学阮公体三首》），“经事还谱事，阅人如阅川。”（刘禹锡：《酬乐天咏老见示》）法制、和谐的社会秩序与人的关联，展现了人与事的不可分。（刘禹锡：《陋室铭》）可以注意到，作者对人生境界作了区分，并主要将其与人自身的修为、视域联系起来。在刘禹锡看来，对人生的境遇的理解，与人对待外部世界和人伦关系相关。
首先，“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主要与交往的对象相关。人在生活中总是免不了要与他人交往，传统中国思想肯定物以类聚，即以共同的旨趣、理想，为人与人交往的前提。对于真正有文化的人而言，交往对象总是应当志同道合，这样，才可能在心境中得到一种平衡状态。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白丁”、“鸿儒”具有隐喻的涵义，不是说轻视没有文化者，而是侧重于志同道合的取向。从外部的境遇来说，人生不可能处处得意，但是个体却可以通过自身的多重努力来得到心灵的安宁，如可以“调琴瑟”，也可以“阅金经”，以此作为修养方式，调节自身的精神，而这一切都是个人作为的体现。
通过以上践行，人便可以在精神层面获得和谐之境。对刘禹锡来说，人生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的，与社会的法制建设相关，它决定了社会是不是处于和谐有序的状况；另一个则是个体的层面，它同样也有和谐与否的问题，个体的内在和谐，主要取决于自身的人生修养。个体在世，总是面对不同的外部环境，对个体来说，这种环境是难以由自己一人之努力来改变的，但是他可以通过自身的境界提升，来应对外部的环境。以居住状况而言，尽管或处于一种不是很理想的居所（陋室），但是在具有一定境界的人那里，如果能够做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并“调素琴，阅金经”，又可以泰然处之（“何陋之有”）。
要而言之，从社会层面来说，和谐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法制建设，人的努力也与之相关；就个体而言，则以自身涵养与修为、提升精神素养为指向。在今天和谐社会的建立过程中，同样涉及以上关系，刘禹锡的以上思想，包含重要的启示意义，特别是其中对人自身作用的肯定：和谐的社会理想的实现，并非取决于外部力量，而是依赖于人自身的努力。
（本文为作者于11月23日在安徽和县举行的“刘禹锡与和州学术研讨会”上的视频发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