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丨闫桂花
针对网络暴力，受害者可以选择诉诸法律，对加害者曝光隐私、捏造事实而污人清白、毁人名誉等行为进行惩罚，但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在《风声评论》上撰文指出，尽管惩戒之网已然很严密，被施暴者在诉诸法律救济时仍面临立案难、取证难、定损难等诸多难题。“在因虚拟性和匿名性导致的取证困难之外，‘法不责众’的事实也让网暴的惩戒一般只能针对直接的施害者而无法辐射至所有的推波助澜者。”
尽管压力之下平台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打击极端言论，比如处置违规内容、实施专项巡查，强化舆情监控等。但在流量依旧是平台主要利润来源的大前提下，这些措施顶多算是蜻蜓浮水、难触根本。
怎么办？加强社交平台审核义务是一个方向，但却并非良策。以上述某平台的弹窗为例，无论什么样的监管规则，都不可能禁止类似奶奶穿上外婆送给孩子金项链的信息传播，而若真的这样做，结果可能是掐断了信息的流动，恶果更甚。要求平台承担社会责任，也只能是一个道德准则，在现有盈利模式上难以上升为其行为规范。
“我们陷入了一个糟糕的状态，就像当年45%的成年美国人吸烟成瘾一样，人们此后花了几十年时间才戒掉烟瘾。”两位作者写到，“内容免费、基于广告的社交媒体会让人上瘾，然而对个人和社会极其有害，就像吸烟一样。” 近年来，随着大模型推动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快车道，对数字广告征税的必要性进一步凸显。他们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会进一步提高个性化数字广告的变现能力，从而加剧有害内容的传播。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胡泳在一次内部讲座上提出了一个他认为的终极的解决方案：鼓励用户用脚投票，离开平台。但这注定是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吸收足够的雨露——来自学界的理论共识、舆论界充分的讨论、用户媒介素养的培养，等等——竹笋才能破土而出。在这之前，钟睒睒怕是很难等来张一鸣的道歉，即便等来了，也改变不了下一场、以及下下一场网络风暴正在无休止酝酿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