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对比一下：罗马帝国的皇帝，本质上只是“第一公民”，是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授予的。后来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权威衰落了，罗马皇帝的合法性来源就单薄了，最后只剩军队。除此之外，罗马皇帝身上没有什么自带的神圣光环。所以，在罗马帝国晚期，杀掉皇帝就成了家常便饭，甚至还发生过禁卫军拍卖皇帝宝座的事。 世界其他地方的君主，有的也非常在意神圣光环，比如搞君权神授那一套。你在包刚升老师《抵达》这本书的导言里，能看到好几篇文献，有古巴比伦君主汉谟拉比六世的宣言，有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的铭文，其中都在讲，我本事有多大，天神怎么保佑我，等等。这也都是合法性的来源。 但是相比之下，中国的皇帝制度的合法性要素就要丰富得多了。至少有六个维度。 第一是天命，老天爷的眷顾和允许，让我来统治这片土地。 第二，是神性大地。不仅是上天，三山五岳大河大川的神灵也都要祝福我。中国文化太重视土地了，所以，朝代变革的时候甚至会调整五岳的位置。比如到了明末清初，还调整了一下北岳。原来的北岳是在河北境内的大茂山，不行，得变成山西的恒山。为啥？因为首都北京不能在北岳以北嘛，那不就意味着首都不在天下之中了吗？那还行？得改。 还有第三条，是传统。这个帝国不是凭空来的，得一直能追溯到上古的、深厚的、甚至是有神性的传统。 第四条，我得能容纳天南地北各种不同的思想文化传统，都能在我的体系里和而不同。 第五条，我得能向天下百姓许诺永久和平，创造苍生福祉。 第六条，皇帝不仅是统治者，还得是道德楷模的圣人。 把这六条合在一起，饶胜文老师提出了一个中国皇帝的合法性模型，一共是六个维度：秉承崇高的天命、涵盖神性的大地、植根深厚的历史、揉合不同的思想文化传统，赋予永久和平与苍生福祉的天下愿景，以及伟大圣王的自我期许。 你参照这个模型，就能明白秦始皇当年的有些行为到底是在干什么了。 比如说，秦始皇巡行天下，为什么每次都要去海边？不是为了去看阳光沙滩，也不是为了求仙，而是为了向新吞并的燕国、齐国和楚国，表达接纳他们地方文化的雅量。我来了，我愿意向当地的精英示好，比如，秦始皇第一次东巡到达邹峄山，就是孟子的故乡，就在那里召集了七十名齐鲁儒生作为博士。我也愿意祭祀一下当地的神灵。比如，在云梦泽祭祀舜，到会稽山祭祀大禹，这都是对当地文化表示接纳。 其中最著名是秦始皇封禅泰山。你想，在先秦的时候，封禅泰山，那可是齐国一家的传统，他们秦国君主祭天有自己的地方，那是从咸阳往西走，去雍城祭天。现在秦始皇，愿意往东走，到齐国的泰山去祭天。这是什么姿态？这就是在说：我连祭天这么重要的仪式，都愿意按你们东方的传统来举行。我胸怀大吧？以后都是一家人，讲什么齐国、秦国的分别啊？见外了！ 还有一件事，过去也有误解。你可能知道，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收缴了天下的兵器，铸成了十二个巨大的金人，根据贾谊《过秦论》的说法，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削弱大家，让百姓没有反抗秦朝统治的能力。 但是，你不觉得它在逻辑上讲不通吗？兵器收缴了，就算存放在库房里，不一样也削弱了百姓反抗的能力吗？而且，销毁后的铜也是一大笔资源啊，铸成铜钱不好吗。事实上，东汉末年的董卓得到这批金人后，就是这么做的，把它铸成了铜钱。那秦始皇为什么还要再花费成本，铸成巨大的金人呢？ 说白了，这是一个政治姿态。就是告诉天下所有的人，兵器我不要了，我做成了礼器，所谓“化干戈为玉帛”，用对话代替对抗。那十二个巨大的金人，每个都有差不多30吨重，它们高高地耸立在咸阳，老百姓远远地就能看到。借用现在的说法，它们就像是十二个巨大的LOGO，向世人宣示着帝国的和平愿景。这是秦始皇的和平广告啊。 你看看，过去我们对秦始皇的历史形象是有误解的。我们往往觉得秦始皇是一个军事强人。其实，他统一六国的战争，不过是花了九年时间，那是摧枯拉朽式的，这是他们家祖祖辈辈的努力，所谓“奋六世之余烈”的结果，很难归功到秦始皇身上。秦始皇这辈子真正做的事情，是在战争结束之后的制度建设，围绕皇帝这个新角色编织的合法性外衣，也就是建立一个文教系统。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法”，这也是秦始皇对后世最大的影响所在。 好了，从秦始皇到李元昊，一千多年过去了。从秦到汉，从魏晋到南北朝，从隋到唐，中国的皇帝制度愈加成熟了。现在，你李元昊说我不甘为人下？好吧，你要打造一个独特的精神空间和文教系统，要凑齐秦始皇开的这张清单上的这么多合法性资源，你李元昊才是皇帝。 请问李元昊，你办得到吗？ 不一样也一样 李元昊还是很努力的。他从接班到称帝，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做了好多事啊。 一方面，他重新设计了西夏的治理体系，军事上搞征兵制，政治上搞中央集权。总之，改革的方向非常清晰，就是要把部落联盟改造成帝国体制：我要像华夏帝国一样，能从内部汲取资源，形成结构，凝聚为力量。另一方面，李元昊就把力气花在打造一个独立的文教系统上面了。比如改姓名、改服饰、改发型、改文字等等。 那你说，这么多改革，逻辑主线是什么？简单说，就是要制造一个能带来帝制合法性的传统。 比如，李元昊改了自己的姓。其实严格地说，我们这时候应该称他为赵元昊，因为赵，是宋朝天子赐给他们家的姓，李，是唐朝天子赐给他们家的姓。元昊说，我都不要了，我姓“嵬名”，我另有祖先。 那元昊认为自己的祖先是谁呢？他在给大宋皇帝的那封信里说了：我家原来也是皇帝，就是北魏的拓跋氏。 就这一句话，可把后来的历史学家忙坏了。按说，西夏是党项人，这是古代羌族的一支，发源在中国西北部的青海。而北魏的拓跋氏是鲜卑人，是古代东胡的一支，发源于中国东北部的大兴安岭。这一东一西两支，到底是怎么搞到一起的？主流的说法仍然是认为，党项人还是属于西边的羌族。他们和鲜卑的关系，是出于后来人的攀附。当然，这个结论在学术界还有争论。 咱们暂且不管学术界的争论，你想，李元昊这个时候距离北魏灭亡已经将近500年了，他怎么可能有确切的家谱可以追踪？而且李元昊的祖祖辈辈从来没有提过这个说法，怎么现在突然就冒出来了呢？我们根据常理推断，即使有那么点儿影儿，也是元昊主动选择的结果。对啊，既然我要当皇帝，那就认一个当过皇帝的祖宗呗。这个也不奇怪。唐朝李家当了皇帝，也是认了老子当祖先。这是正常操作。 好，我有独立的光荣传统了，这个传统怎么体现呢？元昊又做了件事：先把自己的头发剃掉，不是全剃秃哈，是把头顶部分的头发剃掉。然后要求部下所有人都搞这样的发型。而且只给三天时间，不剃发，就杀头。 过去有人想当然地推断，这肯定是为了恢复自己民族的旧风俗嘛。但是后来学术界认为，不对，一个民族恢复自己的旧风俗，哪有那么难？居然要靠杀头来威胁？那是不是因为攀附了北魏，是在模仿拓跋鲜卑的发型呢？再一考证，也不是。拓跋鲜卑就没有这样的发型。而且你知道的，经过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就算有这样的发型，也早就消失了。所以大家最后猜测，其实是在模仿大辽契丹人的发型。你看，如果真是这样，元昊改发型的目的很简单：发型具体应该什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和汉人不是一回事，我们另有自己的传统。 再接下来，就是那个著名的举措了：创制西夏文字。这种西夏文字虽然是用汉字的笔画创制的，看上去怪怪的。我自己每次看到西夏文的时候，还 是会很惊叹。短短三年时间，生造出五千多个字，而且还要推广、学习、运用，还翻译了大量的汉文著作和佛经。这是一个多大的工程？ 你想，汉字是从象形字演化过来的，每一个字都有其源流，相对来说好学。而西夏文是生造的，笔画又极其繁琐，这学习和推广的难度太大了。有一个数字嘛：汉人翻译佛经，将近一千年才翻译了6000多卷的《大藏经》。而西夏仅仅用了53年，就翻译了3000多卷佛经。这个翻译的速度太惊人了。从这个数字，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西夏人要用自己新创制的西夏文字，积累文化资产，这个工作态度是非常迫切的，这个政治意志是非常坚决的。 好，那问题来了，元昊打造的这个文教系统，对于创建西夏帝国来说，够用了吗？ 从结果来说，还不错，毕竟西夏帝国撑了将近200年，最后被蒙古人灭掉。灭在蒙古人手里，其实也不丢人。当时蒙古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啊。 那你可能会说，元昊用六年时间搞出来的这套东西，居然能撑一个帝国那么长时间，看来，打造一个精神空间，创制一个文教系统，也不难嘛。如果这么看问题，那就忽略了元昊的努力的另外一个侧面了。表面上，他是想尽一切方法和华夏文明脱钩，从传统到发型到文字都要另搞一套。而实际上呢？元昊是脱钩不遗余力，借鉴也是不遗余力。 比如说，他的官制当中，基本是照搬了大宋的名称，中书、枢密、三司、御史台，都有。甚至还有个衙门干脆就叫“开封府”。你没听错。西夏的京城叫“兴庆府”，但是管理兴庆府的机构叫“开封府”，抄作业就抄得这么仔细！ 为了学中原制度学得像，元昊招揽了好多汉人，比如花重金买了一批女子，就是从宋朝皇宫里放出来的宫女。他把这批女子放在自己身边。干啥？不仅是为了女色，而且是为了了解宋朝，说白了当顾问用，遇事儿不懂就问。你看，不仅朝廷的事情要学大宋，连宫廷里的事儿，也要学大宋。这个传统元昊的后代也保留了，到了第三代皇帝秉常，每次边境战争，俘虏了汉人，也都要查问中原制度，还下令放弃西夏人的礼仪，学汉人礼仪。 再比如说，文字可以短时间生造出来，但是思想呢？那可不是花几年功夫就能搞出来的。那怎么办？没关系，挪用啊。把儒家经典，都翻译成西夏文，也供奉孔子。而且有意思的是，中原王朝追封孔子，给的最高的封号就是唐玄宗封的“文宣王”，而西夏呢？索性再升一格，把孔子尊为“文宣帝”。这是孔夫子享受过的最高级别的待遇。 要说思想，现成的还有佛教啊。西夏不仅大量地、高速地翻译佛经，他们还干了一件事，就是把境内的贺兰山改名叫“五台山”。你可没听错啊，西夏统治时期，贺兰山就叫五台山。凭什么你大宋境内有五台山佛教圣地？我也可以有啊。 所以你听出来了，元昊的这一通操作，表面是在拼命地让西夏文化和汉文化脱钩，但结果呢？反而是创造了一个汉文化的副本。 李华瑞教授在《宋夏史探知集》里，把话说得就更透彻：西夏建国实际上是一种自觉重建汉文明的努力。 道理很简单，表面看起来元昊另起炉灶搞了一套，但是他越努力，这个新体系就和汉文明越像。就举一个例子吧。有一份20世纪才发现的文件，叫《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其实就是用西夏文制定的法典。规模很庞大，有二十卷，20多万字。如果细看内容，你会发现，天啊，儒家文化已经如此深刻地融入到西夏帝国的法律里面了。比如，父母死了，孩子要服三年之丧；违反孝道要处以严刑，等等，这本来都是从农耕社会发育出来的儒家礼教的纲常，但是，西夏社会已经全面采用了这些规则，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元昊可能想不到，他一生努力要离开的东西，最后居然不可逆转地融入其中了。 你说这是为什么？ 世界上的竞争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拳击，另一种是选秀。拳击赛的结果是分输赢，而选秀赛的结果是分高下。 再过两年，西夏和大宋确实要举行一场拳击赛了，打仗了嘛，但这个时间并不长。在此后的200多年里，西夏和大宋本质上展开的是一场文化上的选秀赛。至少在西夏这一边，他是要在文化上和大宋分个高下的。你不觉得吗？选秀赛的结果往往就是这样：双方比来比去，最后殊途同归，甚至越来越相似。 这让我想起一句话：“人生可以没有敌人，但不能没有对手。” 因为面对敌人，可能大家双输。而面对对手，我既被对手激励，也被对手滋养，更被对手塑造，最后，我和对手惺惺相惜。 这就是1038年，我为你讲述的元昊称帝的故事。下一年，1039年，我们再见。 参考文献 （清）吴广成撰，胡玉冰校注：《西夏书事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史卫民：《辽西夏金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 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 李华瑞：《西夏史探赜》，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 杜建录：《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 杜建录：《西夏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杜建录：《话说西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16年。 杨浣：《他者的视野：蒙藏史籍中的西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 顾宏义：《天倾：十至十一世纪宋夏和战实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 杨富学、陈爱峰：《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2011年。 吴天墀：《西夏史稿》，商务印书馆，2010年。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杨浣：《辽夏关系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李锡厚、白滨：《辽金西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白滨：《元昊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 （日）渡边浩：《东亚的王权与思想》，区建英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3-20页。 （法）马克·布洛赫：《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 （德）恩斯特·康托洛维茨著：《国王的两个身体》，徐震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关行邈：《北宋天人关系思想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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