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日本：陷入“关系性贫困”的年轻一代》，王钦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12月即将出版《高中女生是什么样子》要我们以高中女生是什么样子为主题写作文，老实说，我不知道到底出题人在探求什么。我也不是自己想成为高中女生而成为高中女生的，只不过是时候到了就升学罢了。我认为，自己是高中女生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同年级的一个人说，这个命题作文“其实不是语文作业，而是受媒体或大学的委托所进行的高中女生意识调查吧？”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在成年男性里，有些人对高中女生的生态有着奇特的兴趣。打开电视，经常可以看到人们讨论高中女生之间的流行语和奇特的时尚之类。不过，最得到热议的，还是卖春等涉及“性”的不良行为。一说到这个话题，评论员大叔们的声音就会激昂慷慨起来。也许是我的错觉吧，对于高中女生在“性”问题上的不良行为侃侃而谈的大叔们，他们的表情显得过于亢奋，流露出莫明的喜悦，仿佛并不是真心为女高中生感到担心，而是——怎么说呢，像是在既享受又恼火地反复逗弄与自己疏远的小动物。我觉得那帮人绝对不正常，因为他们一味地讨论女高中生的卖春问题，而不关心高中男生的卖春问题。将身体卖给女性或男性的高中男生就不需要担心了吗？（松浦理英子『最愛の子ども』，文芸春秋，2017年，第8-9页） 这些现象本身或许无甚稀奇。重复一遍：自从“少女”这个概念以及随之诞生的一系列文化符号和制度性安排在现代性条件下形成并稳定下来以后，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围绕“少女”话语的种种想象和讨论，总是容易成为论者们热议的焦点。与此同时，不要忘了，在战后日本的特定历史语境下，“少女”作为一个文化象征，也曾不时被知识人拿来与他们对于革命的纯粹性或天皇的纯粹性的想象结合在一起。如批评家絓秀实指出的那样，“少女”在文化象征的意义上之所以能作为“革命的增补（的增补）”，是因为“这一存在既在‘性’的意义上，也在形象的意义上是纯洁的，与此同时又是进步而现代的。资本制带来的‘故乡丧失’必须经由纯洁的‘革命’得到恢复，贫困和饥饿却又必须由资本制的‘进步’来克服；‘少女’便将上述悖论集于一身”（絓秀実『JUNKの逆襲』，作品社，2003年，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页）。絓秀实著《垃圾的逆袭》“女性的人权”“人格的尊严”“孩子们的将来”等所谓“普遍性”语词，在这种地方都市的“本土”空间内，究竟如何传达、传达到哪里，究竟有（过）什么样的实际意义？（宮台真司『まぼろしの郊外』，朝日文庫，2000年，49页）我在去年（1993年）《朝日新闻》文化版的“水手服论战”中批判说，“如今恰恰有必要确立现代市民的伦理”也好，“有必要确立主体性”也好，“有必要成熟起来”也好，“战后知识分子”挂在嘴上的这些语词，都不过是一种毫无实际意义的、“知识分子限定”、“论坛限定”的那种“讨好长辈”的戏言罢了，它们唯一的用处就是安慰被现实——即背叛了知识分子们的表面说辞的现实——所伤害的自我意识。然而，这种结构以难以察觉的方式，也已经渗入到我自己关于“水手服高中女生”或“约会俱乐部高中女生”的论述中去了，不是吗？（同前，51页）宫台真司著《虚幻的郊外：生活在成熟社会的年轻人的去向》（事实上，也有学者更为“釜底抽薪”式地将包括宫台真司的论著在内的围绕[例如]“援交”现象形成的一系列知识话语，视为添油加醋地将仅限于一小部分高中女生的事例放大化乃至普遍化的始作俑者。例如，莎伦·金塞拉[Sharon Kinsella]试图通过援引各种数据来表明，宫台真司本人进行的田野调查其实充满了先入之见。参见Sharon Kinsella, Schoolgirls, Money, and Rebellion in Japanpassim——当然，需要补充的是，我的最后这句论断也仅仅是“知识分子限定”“论坛限定”的一种“受虐式英雄主义”，因为实际情况是，知识分子所关注的“少女”也许根本就对这些知识话语漠不关心、置若罔闻。莎伦·金塞拉著《日本的女生、金钱与叛逆》文学性（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语），为我们理解自身所处的历史背景、生活方式、交流模式提供自我反思的契机。——没错，努力尝试倾听和理解这些“少女”，最终是为了自我理解在“不接受这个世界”的人们眼中，“伦理主义式”行为举止，不过是“接受这个世界”的大人们为了使他们相互间世代性的“信赖”不受到威胁，而在小圈子内进行的一种共同体仪式罢了。归根结底，在“不接受这个世界”的人们看来，那些对他们说“要接受这个世界”的人们，之所以会说出这种话来，恰恰是因为他们属于自己并不接受的世界那一方。（宮台真司『まぼろしの郊外』，180页） 简言之，无论在伦理、社会关系还是技术的层面上，一个有机地关联起所有共同体成员的“世界”早已不复存在（如果说它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话）。不仅如此，关于这样一个世界的想象条件也逐渐不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将“少女”视作一个统一而自洽的文化符号，并一厢情愿地将它和“革命”“纯洁”“无辜”“脆弱”等意指链条结合在一起的做法，还是将游走在所谓“正常生活”和“边缘生活”之间的少女化约为无法发声的、身世悲惨的待拯救群体的做法，距离鲁迅当年在小说《肥皂》中描写的那个道貌岸然、想法下流的老派知识分子四铭的举动，恐怕都只有一步之遥。（值得注意的是，《肥皂》中的四铭恰恰同时在上述两方面展开了对乞讨少女的想象。）而对于这一点，游走于白昼和黑夜之间、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得不为生计奔波的少女们，无疑比书斋里的知识人认识得更切身，也更深刻。少女们难以捉摸的表情上，刻写着这个时代的秘密，刻写着我们自身的秘密。这个维度或刻度，我愿意把它称为“零度”。 因此，收录在这本小论中的诸篇或长或短的随笔性文字，并不打算参与到“启蒙”或“拯救”被视为在社会边缘徘徊的少女们的媒体运动之中，也不打算以“少女”为主题抒发激进的思想情怀。毋宁说，这是一本表达困惑和困境的论著。这么说不仅是因为读者从中无法找到任何第一手的纪实性采访，而且主要是因为，这些文章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宫台真司、大塚英志等批评家的既有研究，并在某种程度上试图与之展开对话。在这个意义上，这本小书也许并不脱离“读书笔记”的范畴；而它最终所呈现的，也许恰恰是理解和沟通的不可能性。——我当然知道，如果要全面地剖析和把握书中提到的这些社会现象，需要进行大量的田野考察和采访，而无论怎样从方法论上反思分析者的限度，我都必须承认：田野考察恰恰是我力所不逮的工作。因此，这本书应该被视作接近、理解乃至克服这些社会现象的一个必要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