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日常生活史？日常生活研究的理论取向何如？近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常建华教授新著《众生百态：清代刑科题本里的“打工人”》（以下简称《众生百态》）出版，由现实回顾历史，从当下追寻过去，意图反映清代社会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2024年11月2日，在北京万圣书园，常建华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万圣书园主理人刘苏里一同围绕相关话题展开对谈。活动现场从社会史到日常生活史国家在场与社会生活常建华著《众生百态：清代刑科题本里的“打工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24年7月帝王将相的历史还是人民的历史古典社会的惊险跳跃
刘苏里：从一个宏观的长时段来看，进步仍然是趋势。但是，如果进步没有形成阶段性成果，并通过制度固定化，那么很难结出硕果，所谓的硕果，按现在学界的话语，即是古典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分界线，从古典社会到现代社会，需要经过惊险的跳跃，否则就是在古典社会的延长线上自我重复。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二位教授所研究的即是鸿沟一侧的政治、经济、社会，那么我们如何看这种演进抑或跳跃所带来的不同成果？
常建华：首先，各个朝代、各个历史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点，但同时我们又会看到传统王朝很多相似点，甚至产生历史循环论这种认识，而这就是历史的迷雾。中古的门阀士族，元朝蒙古人统治，明代汉人政权，清朝“首崇满洲”，朝代更迭，统治者变换，对国家政权的特点、意识形态、组织形式、治理方式皆有影响，因此从大历史的角度，不同王朝有很大的差异性。但如果从民间社会、从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我们会看到民众生活原理的因循守旧与暗合相通。在帝制王朝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民众属于弱者，目前人类学界“弱者的武器”一词频频出现在历史学界。所谓内在社会逻辑抑或国家内在于社会，这个内在逻辑中有很多即属于弱者的反抗。弱者反抗的目的就是生存，为了生存，人和人，人和国家之间产生关系。我们不可低估中国的民间智慧，日常生活中，民众作为弱者，了解、讲述他们的生活方式，即是发现他们的智慧。在这个层面上，传统和现代的分界线似乎又不是那么明显。
孟宪实：我这学期上一门政治制度史的课程，从制度的角度还可以研究出一些问题，比如说先秦时代，中国是贵族时代，政治为贵族政治，强调上下尊卑、等级秩序，同时期的埃及、两河流域、抑或希腊罗马，也基本是贵族制，可以说人类国家政治的早期形态基本都是贵族政治。中国经过春秋战国五百五十年的变迁，到秦汉就不再是贵族社会，更多的强调平等性，而西方到资产阶级革命才终结掉贵族政治。
从人才选拔的角度，自汉武帝开始的察举制，按地区人口数量提供当官指标，这个从近现代意义上讲，是一个很现代化的制度。从汉代的察举制，到隋唐的科举制，唐代亦按人口比例分配政治资源，这完全是可以看作中国古代政治资源比较平均的一个表现，所以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说秦汉体制有现代性，即是指此。从秦汉到明清，尽管中间会有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徘徊反复阶段，但主体仍然是士大夫政治，也是中国古代两千年的常态。中国古代的社会，不用先进、进步这种说法来考量的话，那说它具有比西方更强烈的平等性，应该还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古代中国比同时代的西方肯定是更舒服一点的。当然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形势有所转换，这也是历史的常态，并非一时强大，就会一直强大。
刘苏里：今年五月份，澳门大学王笛教授做客万圣书园，就成都的市民社会进行对谈，他对此话题有深研，未来还会有机会来讨论这个话题。就今天所讨论常教授的这本书《众生百态》，它也是研究的市民、或者说常人、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在大的研究层面，与北京大学赵世瑜教授的研究大概在一条线上，只是呈现的方式不太一样。如此来看，基层社会的研究尚有广阔空间，以发现更多“庶民历史的社会纹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