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初期的德国形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士兵 在1915年3月发表的《各国交战时之举国一致》一文中，梁启超分析德国何以对外一致，认为“其国中人种本纯粹，教派阶级之争，亦早消灭”，德国社会民主党原本反对扩军备战，但战争一起，即修正主张，支持战争。梁启超认为有三个原因使德国人产生了强烈的爱国心，首先是国家组织逐渐完善，内部受压抑的人较少，所以能将其国民凝聚为一体。其次，政治不断改良，国家与民众相互依存，结成命运共同体。最后，教育的普及带来民族素质的提高，“多数国民，皆明于世界大势。知物竞至烈，非厚集其力，不足以相倚而图存，断不肯漫争意见，自取分裂，以致削弱”。梁启超呼吁“吾国民睹此，其可以鉴”。而这些分析也表明了梁启超对如何激发民众爱国心的关键因素的理解：以德为师，首先必须革除弊政，改良国家组织与政治；其次是以教育开启民智，使民众认识到国家与国民相互依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战争局势与舆论之渐变1917年8月14日，中国北洋军阀政府正式对德、奥宣战，参战后将数十万中国青壮年运送到欧洲战场充当劳工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强加“二十一条”。在此背景下，杜亚泉又作《国民对外方法之考案》，主张战乱并非源于弱国，强国的欺凌才是其原因：“……故世界之二大喷火口，非中国与巴尔干，在欧洲则德意志，在亚洲则日本也。今德意志之喷火口，已爆烈矣。日本能免于爆烈与否，正未可料。”此篇以很大的篇幅探讨贫富之间的矛盾问题。杜亚泉指出：“近世国家之所以维持其富强者，大都吸收世界之原料，改其品质，换其地位，以增其价值。彼既以吸收他人之生产而致富与强，则以生产物供给其吸收者，转形其贫弱，自无待言。故今日之国际关系，实与社会间个人之关系无殊。”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富强者既吸收他人之生产物以资生，其吸收之量无穷，而供其吸收者有限，于是富强者之间，互竞其吸收之地位而常相争斗。欧洲列强之屡起战争，大都为此”。杜亚泉事实上已经认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殖民帝国为了争夺殖民地而爆发的战争。那么，中国当何去何从？杜亚泉主张中国平日“当常以亲善之意对待列强”，“惟和平忍耐以从事于生产，勤其肢体，劳其筋骨，求利益于自然界，为人类作成衣食之原料”，由于世界富强之国的民众已经习惯了富足的生活，不会在勤奋方面与中国人竞争，“故如此勤勉刻苦之人民，终必为世界中不可少之人类”。杜亚泉认为，这与过激的国家主义与崇洋这两种极端态度相比，是更为公允中正的态度。1917年4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宣布参战 杜亚泉接下来分析了东西洋社会的基本特征。在经济上面，“东洋社会，为全体的贫血症；西洋社会，则局处的充血症也”；东洋社会病于匮乏，西洋社会却由于经济力的膨胀而相互冲突。而在道德上，西洋“重力行而蔑视理性”，精神错乱，处于狂躁状态；东洋“讲理性而不能力行”，精神薄弱，处于麻痹状态。杜亚泉指出：“现代之道德观念，为权力本位、意志本位，道德不道德之判决，在力不在理，弱者劣者，为人类罪恶之魁。战争之责任，不归咎于强国之凭陵，而诿罪于弱国之存在，如此观念，几为吾人所不能理解。”而这实际上已经是对战前主流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的反思。 杜亚泉预测，大战之后西洋社会的经济将趋于“社会主义”。因为大战虽然由国家民族之间的经济竞争而起，但根本上是少数阶级之间的经济竞争，多数民众是被少数阶级所驱策裹挟。对战争的反思，将产生一种超国家、超民族的运动，使得少数阶级悔悟，认识到与其投资于战争，不如投资于社会政策，扩充社会事业，由此促生社会主义的发达，而这实际上与东洋社会的固有精神相接近。作为对比，我们可以回顾杜亚泉在1914年发表的《大战争与中国》一文的论调，在其中杜亚泉虽然也提到了劳工阶级的反战有可能导致战争在进入疲惫状态之后提早结束，但他强调的仍然是，战争的结束将意味着军事的竞争转变成其他的竞争模式，但关键词仍然是“竞争”。但在1917年4月，“竞争”不再是杜亚泉的关键词，“社会主义”的位置显著上升。杜亚泉指出，孔子所谓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与社会主义所谓“各取所需”具有相似的追求。孔孟均从社会全体来思考经济，社会主义是中国固有的传统，西方有人认为王安石发明了社会主义，但王安石只不过是中国固有的社会主义传统的继承者而已。而西洋转向社会主义，也将使得中国数千年来的社会主义理想，有了实行的手段。 杜亚泉于1917年7月发表的《未来之世局》再次综合评论国际局势与国内局势，指出在国家的民主主义时期，政党的偏私与武人的跋扈看似比单纯的民主主义时代更为收敛，但实际上是大大加强了，二者均借助了国家主义作为自身的伪装，刺激国民敌视他国，制造国际对抗，以维持自身的势力，由此引发了战争，形成了对抗性的联盟。“一战”结束将给中国的政党与武人带来教训，促使他们自我改良。而在全球范围内，国家经过政党与武人的扰乱，“渐有溶解之势，而数国家联合之大团体，将于此时出现”；杜亚泉期待国民“注目于未来之大势，预备为科学的劳动家以作二十世纪之主人焉”。在此，无论是国家的联合，还是“科学的劳动家”，都意味着对19世纪的国家主义的超越。 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国与奥匈帝国宣战。杜亚泉于1917年9月出版的《东方杂志》第14卷第9号撰文《宣战与时局之关系》，指出对德奥宣战，类似于加入政党应当履行的手续。目前交战的双方，德、奥、土、保是君主国，与中国的共和政体不同，而协约国方面，英、美、俄、法，“皆民治主义之先进或后进”，与中国精神更为契合。德国有扩张野心，是现状的破坏者，而协约国列强在东亚有土地财产关系，旨在维持现状。中国应当加入维持现状而非破坏现状的一方。并强调，对德国的无限制潜水艇战，从理性上必须加以反对。 1918年8月，在战争结束前夕，杜亚泉撰文《国家主义之考虑》，旗帜鲜明地批判国家主义，指出有人认为“国家主义之使用武力与权谋，乃以国家为界限，对于限外为侵略而国内则仍尚和平；对于限外为竞争，而国内则仍主协力。吾人苟认明界限，而不误其施用，自不至发生弊害”。这在理论上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在事实上很难划出明确的鸿沟。弱国对外交涉经常处于下风，但如果提倡国家主义，对外无用武之地，就会将其适用于国内，引起国内的纷争。杜亚泉在该文中主张要汲取日本教训，日本的教育倾向于国家主义，喜欢谈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与排斥白人，等等，稳健派视之为不负责任，而且引发列强的猜忌，从而自缚手脚。“自物竞天择之学说输入吾国以来，吾社已受莫大之变动，近虽稍见宁息，而余波未平，若再以广泛之国家主义助其澜而张其焰，将如病热之人而复予以奋兴之剂，其祸患恐不知所届，愿吾人之稍加审择也。” 杜亚泉所批评的“物竞天择之学说”“国家主义”，其实都是他自己曾经主张过的观点。而“物竞天择之学说”的引介者严复又如何看待这场战争呢？作为曾经的西学传播先锋，严复在1918年8月22日致熊锡育（字纯如）的信中感叹：“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大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严复正在经历的，实际上是对西方文明整体的某种幻灭。然而，严复已经没有时间将他的判断发展成为新的思想体系，从而改变思想界对他的印象。1921年，他溘然长逝，享年67岁。 而李大钊在1918年7月所作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受到杜亚泉“动的文明与静的文明”区分的影响，称“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在这篇评论中，李大钊已经一改其在1914年从强调国家组织力的“文明”视角预测德国必胜的语调：“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为功。所谓本身之觉醒者，即在东洋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静的世界观，以容纳西洋之动的世界观；在西洋文明，宜斟酌抑止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而已。”李大钊超出杜亚泉的视野，从俄国十月革命看到了“第三新文明”崛起的端倪，并将“俄罗斯文明”视为东西文明调和的媒介。 无论是康梁、严复、杜亚泉还是李大钊，在“一战”之前已经有系统著述的经验。而对于“一战”期间才开始著述的青年来说，时代交给他们的，首先是战前的理论话语。1918年初，22岁的青年茅盾（沈雁冰）在自己编辑的《学生杂志》上发表评论《一九一八年之学生》。文章一开始即陈述作者的时代观与文明观：“二十世纪之时代，一文明进化之时代也。全世界之民族，莫不随文明潮流而急转。文明潮流，譬犹急湍；而世界民族，譬犹小石也。处此急流之下之小石，如能随波逐流以俱进，固无论矣；如或停留中路而不进，鲜不为飞湍所排抉。故二十世纪之国家，而犹陈旧腐败，为文明潮流之障碍，必不能立于世界；二十世纪之人民，而犹抱残守缺，不谋急进，是甘于劣败而虚负此生也。此二十世纪之所以异于十八、十九世纪，乃吾人所应知。”在此，茅盾陈述的事实上仍是基于“优胜劣败”、强调国家民族之竞争的文明观，而这其实是“一战”之前的流行话语。 青年茅盾接下来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陈独秀的政论《一九一六年》的结构，首先对欧洲战争的形势进行了描述，然后断定欧战问题接近解决，“亚东局势，必且大变”。在此背景下，如同1916年的陈独秀，青年茅盾断定中国对新的局势缺乏准备，有可能沦为埃及、朝鲜、印度乃至土耳其之流。这依然是“一战”之前各种忧国忧民的文章常用的写作套路。面对危机，青年茅盾提出了“革新思想”“创造文明”“奋斗主义”三个主张。“创造文明”强调突破对于西人的模拟，激发自身的创造力。青年茅盾认为战国诸子代表着中国创造力的高峰，但这种创造力在秦汉之后走向了停滞。这一将先秦与秦汉以后的中国历史对立起来的论述方式，又是“一战”之前的常态话语。我们大致可以说，青年茅盾的这一评论，基本上没有脱离“一战”之前就已经成熟的叙述模式。然而这种强调超越对西方的模仿、从而“创造文明”的论述，却是自“一战”爆发以来才逐渐壮大的话语要素。它强调的不再是遵循西方提出的文明标准，被动地寻求承认，而是积极主动地创造新的文明。 （本文摘自章永乐著《铸典宣化：“文明等级论”之下的“旧邦新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10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