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雯（章静绘）《情感时代》，金雯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440页，95.00元在《情感时代》的弁言和第一编中，您着重论述了人类情感被重新发现和定义的历程，并将我们耳熟能详的以理性自我标榜的十八世纪这个“启蒙时代”定义为“情感时代”。这个时代的来临，与西方现代文学的诞生过程——尤其是媒介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崛起——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
我在绪论开篇引用的《鲁滨逊漂流记》，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鲁滨逊的探险动机并不是为了追求财富积累或提升地位，而是一种内在的不安分。在笛福撰写《鲁滨逊漂流记》的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早期，已经开始流行各种探险小说，这种荒岛冒险的叙事并非笛福独创，笛福本人也受到这些文化潮流的影响，他笔下的鲁滨逊之所以选择远航冒险，并不是因为理性算计，而是出于难以清晰描述的内在的不安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十七、十八世纪的人们的生活原动力发生了根本改变——他们从自身的欲望和情感出发来规划自己的生活。恰恰是在这种情感成为生活原动力的语境之下，知识精英们才意识到，人们的行为深受情感驱动，进而开始思考如何在社会契约中赋予每个人更多的权利，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像洛克、霍布斯这些人不仅是政治理论家，同时也是自然法理论家，他们注重从人性的角度来推演天然的道德原则。他们对政治制度的构想，建立在对人性和普遍道德准则的理解之上。这样一来，哲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成了深入理解人性。只有这样，才能弄清人最基本的欲望和需求，进而设计出能够满足这些需求、促进人们相互的情感联结的社会制度。那么，这些需求到底是什么呢？对这些知识精英而言，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是自我保全的需求，二是与他人建立联系的需求。十七、十八世纪自然法理论和政治哲学反复诉说着这两种需求之间达成平衡的可能和路径。您之前在接受访谈时提到，“到了17和18世纪，欧洲人对情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相信自然情感是可以为理性和道德建设服务的，而图书市场的扩大也为情感的构建、放大和传播提供了便利”。刘意青教授在《情感时代》序言中也提到，“18世纪是英国走向市场经济形成，资本主义大步发展……的时代”。那么，这种时代背景究竟怎样“为情感的构建、放大和传播提供了便利”，能请您展开谈谈吗？您在第五章对书信体小说《克拉丽莎》的分析中，指出作家深刻地洞察到了女性用第一人称写作时所面对的私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存在的悖论：通过写作来建构“私人”势必需要公众，而作为媒介的公众又会时刻打破“私人”的边界。您进一步提到，“十八世纪的复杂性不是根据身份来划分的，……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女性作家采取的文化策略并不独特，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男性作家也很善于用文字编织面具来争取内心自由，协调外界与内在的冲突”，并引用学者诺瓦克（Maximillian E. Novak）的说法——十八世纪是一个“假面年代”（the age of disguise)！我们该怎么理解假面年代这个概念？作家又如何应对这种悖论呢？关于《项狄传》这部奇书，您谈到它对忧郁的描写和剖析，奇特的是，作者斯特恩完全没有提到伯顿《忧郁的解剖》这部名作，而他却又对此书进行了创造性的使用。对此我们该怎样理解？您在第六章对菲尔丁的两种同情的分析非常精彩，而我注意到一处细节，您提到菲尔丁“在小说中的质疑地位较高的人与十八世纪对于道德与外貌的关联的争论有一定的共振”，“学者凯勒赫的研究表明，十八世纪人相学繁盛，且渗入了道德哲学家的话语”，而菲尔丁敏锐地挑战了这种时代风气，体现了当时的文化氛围的多元性。能否请您展开谈谈，菲尔丁为什么能够敏锐地挑战这种时代风气？您对哥特小说的论述是我个人最感兴趣的部分。尤其是您着重论述了女性作家参与这类小说创作的过程。这个过程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金雯：哥特小说的兴起是十八世纪英国古史研究热潮的一种文化产物。当时的英国、德意志和法国等地都在为欧洲文化寻找新的精神根源。自文艺复兴以来，古希腊和古罗马被视为西方文明的源头，但到了十八世纪，欧洲社会逐渐推翻了天主教会和拉丁语的统治，开始摆脱古典文化的单一影响。由于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与拉丁语言密不可分，欧洲人寻求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将目光转向了中世纪。
在这股古史热潮中，哥特人成为欧洲人想象中“原初文化”的代表。哥特人作为毁灭罗马帝国的北方蛮族，他们被认为是欧洲俗语文化的开端，象征着一种未被“罗马化”的文化根基。英国人甚至将他们的议会民主制度溯源到哥特人所建立的小型共和国，认为英国政治体系的精神并非来自罗马，而是源于这种古老的“哥特自由”。于是，哥特历史在当时成为“想象的共同体”——一种用来重塑民族身份、建构国家文化的新传统。与后来的德国人将雅利安人视为德意志文明源头的做法相似，十八世纪的英国人通过复兴哥特历史来重新定义自己的文化身份。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764年，霍拉斯·沃尔普尔偶然地匿名出版了《奥特朗托城堡》，出人意料地大受欢迎，掀起了哥特小说的开端。最初沃尔普尔并未署名，因为他不确定这种古怪、阴森的中世纪故事是否能得到大众接受。随着小说迅速走红，他才在第二版中署上自己的名字。沃尔普尔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中世纪的奥特朗托城堡，围绕曼弗雷德亲王家族因先人罪行而遭受的诅咒展开。这种题材融合了神秘的中世纪氛围、道德惩罚的主题以及对恶的揭露，正好迎合了当时读者对恐怖情感和未知力量的渴望。
沃尔普尔的小说之所以成功，包含了诸多复杂的时代背景因素。当时新兴的卫理公会派强调道德自律和信仰复兴，在社会上掀起了新教派的崛起浪潮，影响了人们对善恶和罪罚的看法。沃尔普尔将这种宗教情绪融入故事中，用诅咒和道德审判反映了对人性黑暗面的揭露。此外，在快速发展的商品经济和金融资本的影响下，英国社会充满了对金钱崇拜的焦虑，沃尔普尔个人也对金融资本和当时首相威廉·皮特的政策心怀不满，他的小说中透露出对金融资本的批评。曼弗雷德家族的命运不仅是个人道德的惩罚，某种程度上也象征着沃尔普尔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警惕。
此外，沃尔普尔的小说中还包含了对自己性别身份的暗示。有许多男性密友的沃尔普尔被当时的人称为“第三性”，在今天看来可能含有同性恋倾向。在《奥特朗托城堡》中，他暗中批判了异性恋意识形态的精神操控，通过描写诡异压抑的建筑空间等手法表达了对传统异性关系的不满。他利用哥特风格不仅反映了个人困惑和压抑，还借此表达了对当时社会道德标准的质疑。
《奥特朗托城堡》的成功证明了哥特小说的恐怖主题在公众中引起了共鸣。尽管随后在英国，哥特小说一度陷入冷却期，但它很快在德语世界产生了影响。德语作家结合天主教中的鬼魂传统，将哥特小说发展为更具宗教意味的“战栗小说”。这些小说后来被翻译回英国，进一步推动了哥特小说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复兴。跨文化的流通使哥特小说不断在不同地区演变和发展，不断衍生新的文类。
十八世纪末，英国密涅瓦出版社率先发现了哥特小说的市场潜力。法国大革命和英国社会自身各种危机带来的社会动荡与恐惧情绪成为哥特小说的重要灵感，出版商发现，公众乐于在阅读中体验惊恐，开始大量推广以中世纪为背景、充满超自然和暴力元素的故事，并招募许多女性作家参与创作。出版商的商业眼光使得哥特小说在英国迅速扩展，并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流行文类。
安·拉德克利夫是其中一位重要的女作家，她不仅延续了哥特小说的传统，还对其进行了独特的改造，使之更具女性视角和情感教育的功能。她的作品更加写实，背景不再局限于中世纪，而是延伸至同时代的英国社会，探讨了社会压迫与女性困境。安·拉德克利夫塑造了聪明、坚强的女性角色，她们不仅能够化解危机，还能在充满压迫的环境中找到爱情与自我价值。她的小说在恐怖氛围中注入了抵抗黑暗的力量，使得哥特小说更富有人性关怀。这种创作模式也反映出女性作家在修补社会危机——在现代语境中就是情感危机——方面的努力。她们指出，女性不仅需要独立，也需要与智识紧密融合的情感世界，纯真的情感需要与敏锐的洞察力结合，才能帮助女性在男性主导的复杂社会环境中保护自己。女性作家通过哥特小说表现了有关在复杂情境下如何完善自身情感世界的深层理解，这个关注焦点不同于男性作家，体现了女性独特的生存环境和身份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