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气候特使托德·斯特恩
时任美国气候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坐在那个大厅里，他突然意识到，这项旨在促使全世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里程碑式协议，要实现了。
作为中美气候谈判的重要参与者，斯特恩也一直致力于推动中美双边气候合作关系的发展，并与中国前气候特使解振华缔结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他很有力量，但又很幽默。”斯特恩如此评价自己的谈判对手。他认为，当双方能够真正倾听对方的意见，并试图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时，合作会变得更加顺利。
他在采访中详细回顾了自己在《巴黎协定》签署前那七年的工作与心路历程，以及所经历的中美气候谈判过程。他呼吁，人类正站在关键十字路口，2025年应当是各国制定新的国家自主贡献（NDC）、确立新目标的一年，面向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的关键节点，“我们应当全力以赴”。
解振华听完后哈哈大笑，他一旦觉得有趣或者愤怒的时候，脸就会泛红。他用中文回应我说：“不不，他是跟他爸爸学的！”这些细节很难准确描述，但有时候你就会有那种直觉，感到自己和对方很投缘。
此外，拜登总统的《通胀削减法案》（IRA）也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气候变化立法之一。该法案投入了数千亿美元的投资，其中许多直接流向了红州（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州），支持了当地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为民众带来了就业机会。即便有些人支持特朗普，他们也不愿失去工作。这些变化意味着气候行动不会因领导层的改变而停止，但如果有一位坚定支持气候议题的总统，这一努力将会更加强劲和有效。
澎湃新闻：您能谈谈对COP29大会上将要讨论的气候资金问题的看法吗？
斯特恩：今年的缔约方大会上，讨论的焦点之一将是资金问题。根据《巴黎协定》，发达国家承诺在2020年前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支持，虽然兑现得有些晚，但我认为在2023年终于达成了承诺。这一资金支持将持续到2024年，之后将设定新的目标，但资金量不会少于每年1000亿美元，这是双方商定的基础。
关于未来的资金需求，有些人认为每年需要1万亿甚至2万亿美元。这些数字并非毫无依据，因为如果全球要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包括提高抗灾能力、推动绿色革命以及其他真正能让我们走上正轨的工作，确实需要巨额资金。不过，这从未被纳入现有的谈判框架中。
我认为要从两个不同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第一层面是重新确定1000亿美元之后的具体数字，可能会是1250亿、1500亿、甚至1750亿等，这是一个可控的范围。另一个更广泛的层面是几乎完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之外的资金改革，因为UNFCCC并没有直接的金融权力。
我们可以从过去几年G20的相关报告中了解可能的改革方向，尤其是去年秋天在印度G20会议上发布的《三重议程》报告，提出了对世界银行和多边开发银行的根本性改革建议，例如不仅要更多地利用财政能力发放贷款，还要利用这些资金降低私营部门投资的风险，以吸引私营部门资金来支持气候行动。
我希望COP29至少能在第一个层面上达成新的资金承诺，同时也推动与其他机构合作，以满足更高的全球需求。不过，我并非谈判代表，此次去巴库是应阿塞拜疆的邀请，参加国际顾问委员会的会议。
澎湃新闻：您如何回应那些认为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实现《巴黎协定》所设定的气候目标的人？
斯特恩：我认为要实现1.5摄氏度的目标可能确实越来越难，但这仍然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如果无法达到，那么尽可能接近它也是有意义的，1.6摄氏度比1.7摄氏度好，1.7摄氏度比1.8摄氏度好。
尽管我们还没有完全走上正确的道路，但已有了显著进步，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和成本的快速下降，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如今，太阳能已经成为全球最便宜的电力来源，尤其是在非洲这类拥有极佳太阳能资源的地区。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在于政治意愿，特别是化石燃料行业往往推动政策向不利的方向发展，因为他们希望继续生产石油和天然气以获取利益。
2025年将是各国制定新的国家自主贡献（NDC）和新目标的一年，这对2035年之前的气候行动至关重要。如果到了2035年，我们仍未达成预期的减排效果，那么实现2050年的中期目标将更加困难。
（实习生刘卓尔、潘美竹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