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在如今的上海外滩，人们欣赏着中外交融的万国建筑群，一百多年前外商银行几乎独踞外滩的历史记忆渐趋模糊。1845年起，西方国家开始在中国内地设立银行机构。在此后的五十年间，外商银行不断扩大在华势力，取得对通商口岸金融市场的控制，与中国传统的票号、钱庄构成“三足鼎立”的金融市场格局。彼时的“外滩银行”成为在华外商银行的代名词。19世纪中叶的上海外滩上图藏 盛宣怀上李鸿章拟设通商银局节略及《通商银局章程》光绪二十三年（1897）（图片来自“实业兴邦 兴学强国——纪念盛宣怀诞辰180周年档案文献展”）
更重要的是，银行建立起严格的“三分之一”准备金制度，各分行的总结清账以及用钞数目、所存现金数目必须对总行负责。不仅清廷可以派官员例行检查，盛宣怀还拒绝驻行董事自行请人查账，而是亲自选人复查一切账目。直至清朝灭亡，中国通商银行是发钞量最大的本国商办银行，其钞票长期受到外商的认可。此外，一些商业机构信任并领用该行在上海流通的钞票。这些都映射出银行机构统一货币管理的能力。
清廷授予中国通商银行的另一项特许，是由商办银行代理财政事宜。银行《大略章程》即提出发行国债、汇兑“京外拨解”与经营“公中备用之款”等项。1897年，银行商董还提议仿效西方国家印发债券、筹集国债。对于盛宣怀的诉求，户部谨慎表示要与各省关商议。光绪帝则果断谕令全国“凡有通商银行之处，汇兑官款协饷，如查明汇费轻减，即酌交通商银行妥慎承办，以重商务”。
一个重要的契机来自于1899年芦汉铁路“华股难招，洋债难还”。户部为续筹铁路建设用款，划拨各省白银300万两。此时的盛宣怀负责督办铁路事务，并在上海开办“中国铁路总公司”，即由中国通商银行代为吸纳各省拨解。其中，黑龙江、库伦、福建等地的缴款开始由中国通商银行的当地分行汇至上海总行。于是，银行掌握了相当官方汇款，并顺利介入由票号长期承揽的官汇业务。
余论
回顾整个近代，中国通商银行远未能成为盛宣怀所计划的“宏伟工商帝国的基石”（程麟荪，2007）。然而，银行的创立是中国金融史的标志性事件，既体现了资本主义在晚清中国的发展与影响，也是清代末期“自改革”的一个结果。迫于管理体制的落后与维系统治的需要，清政权从原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经济体制中划分权利，从“特许”走向一般，发展出新的经济部门。
作为第一家本土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业务经营未受到清廷干扰。晚清统治阶层不仅对相关经济权利的主观认识日益清晰，还逐渐意识到银行在货币发行与国家财政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在戊戌维新时期，地方和中央户部的官员先后提出开设国家银行，由银行经手、偿还国内借款，“不归地方官吏”。至庚子事变以后，清廷再度筹议新政，走上了设立国家银行以管理财政与币制的道路。
上述变化发生在专制社会，自然拔出萝卜，也带出泥。其中之一便是被授予重要特权的中国通商银行，由筹办人盛宣怀及其关联企业、商人占据多数产权，王文韶及李鸿章之子李经迈均先后预订股份，成为官僚金融资本的开端。张之洞评价中国通商银行“不官不商，亦官亦商”，并非不了解银行事权与利权的划分，而是出于对盛宣怀身兼官督铁路与商办银行两项权力的担忧，有理有据。类似源自专制体制与权力文化的问题，也将困扰整个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