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1期，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徐汇公学是最早实行西洋音乐教育的学校(选自方世忠主编 :《海派之源徐家汇源》，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年)上海交响乐音乐厅博物馆馆藏油画
在教会学校中，钢琴主要是作为教学设备被引入的。美国圣公会所属的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在1880年代便较早引进了一架钢琴和两架风琴，后来由于钢琴课程的需要和学生热情的增长，又补充了若干钢琴设备。其他还有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夫妇所办的清心女塾、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和海淑德创办的中西女塾等，都在校内设置了钢琴课程，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琴科”。这些课程的任教者主要就是传教士群体。据研究者的考证和当事人回忆，这些传教士的专业水平有限，缺乏正确和系统的弹奏方法训练，而且由于他们“职业属性”的限制，所能教授的基本就是一些宗教吟诵中常用的赞美诗的曲谱。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为日后中国的钢琴专业教育培养出一支基本的人才团队，唤起了一批青年对于西方音乐的兴趣。青年们受到最初的启发后，走出国门在音乐方面深造学习，归国后继续投入钢琴教学与传播的长期历程中。不过，在今天回顾和评价教会学校之于钢琴教育的“启蒙”作用时，应当理性地意识到“教育”并非这些传教士的初始目的，而是他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副产品，或者说是他们为了推广传教事业而选择的更容易让人听取和接受的“世俗化道路”。因此，从根本上说，音乐在教堂和学校中扮演的角色是相似的。教会信众与学校学生感受到的，既是带有宗教宗旨的音乐传播，也是有着音乐色彩的宗教体验。《MUSIC：钢琴学会 :会长 :王政声，会副：冯翠娥......（附照片）（选自《沪江年刊》，1931 年，第 16 卷）
欧洲艺术家的跨国旅程：钢琴剧院演出中的思乡情怀民国时期钢琴教本封面 1874年重建的砖木结构的兰心大戏院（选自姚丽旋主编 :《美好城市的百年变迁——明信片上看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 年）兰心大戏院在 1914 年上海租界中的位置（选自《上海商埠交通图》，中国城市制图社，1929 年） 第一位在《字林西报》上留下较多记录的在上海登台表演的钢琴演奏者，是来自德国的海因里希·科勒先生（Herr Heinrich Kohler）。从1887年12月到1888年1月初，他陆续举办了五场钢琴独奏音乐会，而且每一次都获得了《字林西报》的关注与报道。科勒的第一次登台亮相是在1887年12月2日。评论者盛赞其选曲品味“相比于大部分伦敦的学院派专家来说，显得更趋新潮和优秀”，不仅如此，他的演奏技巧同样非常高超，“成功地向听众们展示出了自己对于钢琴这件乐器纯熟的掌握度，并且用花样频出的技巧征服了听众们”。特别是被形容为“难度系数最高的一曲”的瓦格纳（Wagner）的歌剧《唐豪瑟》（Tannhauser）选段，掀起了整场演出的高潮，现场掌声无数，观众强烈呼吁科勒先生返场重奏，由于时间所限，只能遗憾作罢。但真正令评论者感到遗憾的是，“很少有机会能在这个社区（即租界——引者注）里听到如此优秀的音乐”，因此“像科勒先生这样具有杰出才能的艺术家的‘飞行’访问”才更应珍惜，甚至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教育”。这足可以证明租界居民“如饥似渴”的艺术与情感需求。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展出的中国第一架演奏用斯坦威钢琴（选自上海档案信息网） 前者是德国总会帮助协调安排音乐会场地的首次记录，说明在欧洲艺术和经验的“跨国移植”过程中，类似“同乡会”的团体有着突出贡献。后者则是《字林西报》作为信息公开与传递媒介的功能体现，反映出确有部分听众在认真追随报纸上的消息动态来安排观演日程。 以上如此长篇的叙述，或许会让人以为海因里希·科勒已是当时上海钢琴音乐界的“半壁江山”，但实际上他可能只是造访上海的众多欧洲演奏者中的“冰山一角”。《字林西报》上类似的演出记录并非个案，进入1890年代以后，由偶尔到访的“跨国艺术家”引发的“小范围的盛况”仍在延续，并且有了更加明显的“旅行”痕迹。 具体到1891年弗里登萨尔的上海演奏会个案，相比于一长串“报菜名式”的曲目信息和大同小异的赞扬之词，此次《字林西报》报道中明显的“广告”成分更值得注意。报道不再满足于对当前演出的评论，还在结尾处预告了下一场演出的信息，更能体现出“巡演”的“计划性”：弗里登萨尔将在周六离开，但他计划下周四再在兰心大戏院举办一次音乐会，并且这次的选曲和演奏方式会和上次略有不同，在钢琴独奏的基础上，还将加入小提琴和大提琴的协奏曲。不仅如此，报纸最后还特别提到，这将是最后一次在上海听到弗里登萨尔先生演奏的机会，热爱音乐的读者们务必不要错过这“宝贵机会”。然而从后来的历史记录看，这并非真的是弗里登萨尔与上海的“告别演出”，相反，他还有多次登台表演的记录。例如，1905年2月3日和1907年2月21日，阿尔伯特·弗里登萨尔的名字又出现在《字林西报》上，而且报道主动回顾了“他的钢琴独奏会在两年前就在这里受到了热烈欢迎”。对此不应指责为是报纸的“故意欺瞒”或“虚假广告”，应当从更积极的角度来理解：同一位演奏家能够多次到上海来演出，说明上海的听众对其认可度较高，也可看出上海这个演出市场广阔的开发空间和巨大潜力。 最早的外侨俱乐部——上海总会 既然有售后服务的专门机构，必然还存在以销售为主业的商业琴行，他们为了扩大各自的商业利益，也十分热衷于推动钢琴的传播，避免囤积的钢琴迟迟无法销售出去。实际上洋货在中国最初销路不佳并不离奇，因为当时的中国消费市场对这些新产品还不熟悉，没有培养出足以支撑一定商业规模的消费习惯和市场需求。但这种情况是会逐渐改观的。上海最早的琴行英商谋得利琴行（Messrs. S. Moutrie & Co.）在1850年开业。谋得利琴行的创始人、用自己的名字给公司命名的穆特里先生（Mr. Moutrie），之所以在上海开办琴行生意，就是因为对此地的商业前景抱有乐观估计。经过约三十年的积淀和发展，到1880—1890年代，钢琴在上海的商业景象已越发显示出欣欣向荣之貌。比如1886年圣诞节前夕，《字林西报》就用十分骄傲的语气夸赞说：“圣诞节期间去谋得利琴行购物的顾客将会发现这里是东方最大的、种类最多的钢琴汇集地……不仅有超大空间的展示门店，背面还有两个修理乐器的工坊。”这篇“广告文”里还罗列了谋得利琴行在售的许多钢琴品牌。中村大三郎《钢琴》，1926 年 《钢琴的构造：附图》（选自《少年科学》，1937 年，第 4 卷，第 2 期） 还有一类体现钢琴“商业价值”的有趣例子，是在抽奖与竞赛活动中出现的“钢琴奖励”。比如《字林西报》在1879年7月10日就记载了福利公司（Messrs. Hall and Holtz）举办的一次掷骰子大赛，而头等大奖就是一台钢琴。显然，活动的设计者认为以钢琴作为奖品，能够有效地调动顾客们的参与兴趣和竞争欲望。这并非仅是一家公司的“奇思妙想”。1891年2月20日《字林西报》记录了在上海举办的另一场声势浩大的掷骰子大赛，奖品同样是一台钢琴。这次比赛的游戏规则是每人有三次机会，每次掷三枚骰子，最终的冠军凭借累计53点（近乎满分）的优异成绩获胜。这类本身带有一定“博彩”性质的活动自然是能够吸引人的，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参赛者“博”到的最终大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金银财宝”，而是一台钢琴，足见当时钢琴的经济价值与社会认可度。如果不是因为看中了钢琴诱人的“激励效果”，百货公司又怎会将它设计为招揽顾客活动的核心呢？钢琴此时的商业价值和作为“高贵象征”的被接受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教授钢琴向只一人可学，美国现用新法，将各生钢琴连接，教员指触何处，学生亦随之，由是多人可同时学习（选自《时报》1929 年 3 月 20 日）礼查饭店明信片
